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第陆卷·朱由校篇




第二十章 胜利 结局



　　正月二十五日。

　　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

　　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

　　于是，他等来了奇迹。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五日，改变历史的一天。

　　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

　　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

　　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

　　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白内障看不见啊。

　　勇敢，也是要有点智商的。

　　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先。

　　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

　　烧完，接着打。

　　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

　　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

　　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

　　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

　　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东一炮“尽皆糜烂”，西一炮“尽皆糜烂”，相当皮实。

　　但是意外还是有的，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

　　很多古装电视剧里，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人站在大炮后，拿一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后轰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就算打出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按此方式发射红夷大炮，必死无疑。

　　我认为，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说到底，是怕出事。

　　由于红夷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时，炮尾炸药爆炸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座力，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签出一条引线，人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

　　经过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在二十五日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举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被当场震死。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地轰，后金军不停地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

　　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

　　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

　　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

　　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

　　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

　　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

　　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

　　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士兵屠杀了岛上所有的百姓（逢人立碎），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

　　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

　　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五百人，但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

　　数学应用题1：十门大炮轰六万人，轰了两天半，每炮每天只轰二十炮（最保守的数字），问：总共轰多少炮？

　　答：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

　　数学应用题2：后金军总共伤亡五百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

　　答：以五百除以四百，平均每炮轰死1.25人。

　　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

　　综合由应用题1、应用题2及参考资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

　　扯淡就此结束，根据保守统计，在宁远战役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损失大量攻城车辆、兵器。

　　这是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

　　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一万多陷入绝境的明军。

　　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

　　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

　　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

　　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因为七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

　　他的死因，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的说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

　　挨炮就不说了，那么大一铁陀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就废定了。

　　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从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

　　努尔哈赤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帐（约期再战）。

　　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

　　“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

　　说完不久就死了。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众多纷纭，有些人说他代表了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

　　我才疏学浅，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

　　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

　　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

　　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校篇




第一章 皇太极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

　　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

　　当时，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

　　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济尔哈朗、多铎。

　　位置只有一个。

　　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且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

　　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时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

　　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它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

　　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

　　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

　　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那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

　　而四大贝勒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莽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

　　但是代善也有问题——生活作风，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

　　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

　　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

　　在后金将领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多尔衮比较小，不算）。

　　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

　　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

　　天启六年（1626）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

　　在很多书籍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脑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

　　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总之，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第。

　　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地革职赶回了家。

　　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2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个月后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

　　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

　　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倒腾。

　　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他派出了代表团。

　　这就倒腾大了。

　　在明朝看来，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

　　所以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

　　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

　　当然，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憋死（打伤致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然而皇太极忍了。

　　他不但忍了，还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

　　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

　　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

　　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

　　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

　　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

　　“奴死之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

　　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

　　谈判还是继续，到第二年（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

　　可这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

　　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

　　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还把死去的老爷子搬出来，实在辛苦。

　　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地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

　　过了一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七大恨的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

　　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

　　天启七年（1627）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以往地不经打，一个月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

　　朝鲜失陷，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失陷，就失陷了吧。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

　　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

　　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

　　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

　　打吧。

　　天启七年（1627）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

　　此时出战，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

　　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

　　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

　　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

　　没办法，吃不上饭啊，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

　　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金抢粮队到来。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

　　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桂。

　　其实满桂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率教。

　　在宁远之战时，赵率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桂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率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

　　可赵率教不去。

　　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

　　所以不去。

　　当时情况危急，满桂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率教算帐。

　　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

　　但是他万没有想到，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

　　因为满桂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满桂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满桂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制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

　　战后，满桂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到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桂，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桂高。

　　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满桂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一个五十两）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瞎搅和什么？

　　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

　　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桂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随你怎么用，不要在这儿用）。

　　满桂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巡抚有实权），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督师王之臣那里。

　　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也和稀泥，表示满桂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

　　按说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督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乞休）。

　　王督师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疏，说自己要引退（引避）。

　　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

　　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

　　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经抚不和（指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

　　然后表示，你们两个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舒坦了吧！

　　命令下来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桂留任，继续共同工作。

　　不久之后，袁崇焕任命满桂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然而这件小事，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

　　满桂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

　　他的六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

　　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锦州城的守将是赵率教。

　　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率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不能开门），去找皇太极谈判。

　　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

　　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率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

　　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晚上没信，到了第二天，还是没信。

　　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

　　这场战役中，赵率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呆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率教就此出场。

　　但细一分析，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

　　所以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

　　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

　　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

　　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谈判。

　　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率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

　　“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可攻不可说也）”

　　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后金军随即蜂拥而上，攻击城池。

　　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过严重，后金军看见大炮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

　　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一封，再让人去送，没人送。

　　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

　　傻子都明白，你压根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

　　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

　　皇太极欣喜若狂，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

　　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

　　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他也没办法。

　　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

　　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

　　皇太极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

　　这批使臣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赵率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

　　“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自有赏）”

　　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

　　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

　　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

　　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

　　在这点上，皇太极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

　　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率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

　　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三国演义》是后金将领的标准兵书，人手一本），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

　　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赵率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谁让你来这么早，搞得老子走也走不掉，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了，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

　　正月十六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

　　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桂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一万人。

　　六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五万明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

　　六年后，满桂带一万人，去锦州打六万后金军。

　　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在满桂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十六日抵达塔山附近的笊篱山。

　　按照战前的部署，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判明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

　　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笊篱山巡视——莽古尔泰。

　　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满桂率先发动冲锋。

　　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比较蠢，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

　　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桂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不被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回各家。

　　几乎就在满桂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

　　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率教。

　　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

　　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

　　“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七万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至此，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地说，是诡计。

　　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太极信了。

　　五月十七日，他更改了部署。

　　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除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蒙古、宣府等）的援军，过几天就到。

　　六万人都没戏，剩下这四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

　　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还要几次三番去做，且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

　　估计城内的赵率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弹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

　　五月十九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

　　很明显，除了三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拨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

　　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

　　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

　　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再试一次。

　　五月二十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在这几天里，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

　　五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撤退。

　　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

　　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

　　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

　　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

　　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地失去辽东。

　　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校篇




第二章 宁远，决战



　　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抵达宁远。

　　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然而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

　　按照惯例，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

　　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

　　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桂、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三万五千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战。

　　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先。

　　看了半天，他明白了——这是挑衅，随即发出了怒吼：

　　“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

　　皇太极认为，不打太没面子，必须且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

　　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

　　虽说皇太极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

　　于是皇太极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

　　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还是给面子的：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

　　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

　　很多时候，愤怒者往往是弱者。

　　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冲了。

　　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是有原因的。

　　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袁崇焕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

　　皇太极认为，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

　　袁崇焕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

　　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桂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

　　一直以来，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

　　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自信就变成了绝望。

　　首先，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呼呼作响，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

　　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不害怕，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

　　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

　　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桂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

　　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即当枪打，又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

　　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

　　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以辽土养辽人”。

　　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帐。

　　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

　　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实在没有天理。

　　所以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地契为证）。

　　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

　　而与此同时，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

　　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情，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

　　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

　　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锦州出事了。

　　自五月十二日进攻开始，就一直呆在城里不露头的赵率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

　　这招实在太狠，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致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

　　当赵率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

　　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

　　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五百人，更重要的是，它让皇太极认识到，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率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

　　他打算放弃了，但按照以往的习惯，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

　　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

　　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

　　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

　　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是没问题的。

　　没戏了，毕竟马不是坦克，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

　　五月二十九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

　　宁远之战，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桂身中数箭（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

　　但在后金方面，死得就不只是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济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廉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备御巴希战死，仅仅一天，后金损失高达四千余人。

　　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是，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

　　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

　　偏不消停。

　　皇太极并不较真，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

　　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

　　五月三十日，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

　　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

　　非但不打，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五里外的地方。五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

　　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营帐发抖，一连五天，天天如此。

　　六月四日，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

　　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冒死攻城。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大想讲了，因为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新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长进，后金军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

　　赵率教这边也差不多，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轻松。

　　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率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时，能在这里停上一会，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

　　战斗继续着，确切地说，不是战斗，而是屠杀。

　　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不过客观地讲，赵率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管杀，也管埋。

　　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按赵率教的报告，打死不下三千，打伤不计其数。

　　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沟里），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

　　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七万多人，按一天损失三千人的打法，他还能打二十多天。

　　这生意不能再做了。

　　六月五日，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

　　第二天，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

　　泄愤需要，理解万岁。

　　战役至此结束，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在长达二十余天中，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

　　在这场战役中，后金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一万人左右，多名牛录战死，退回沈阳。

　　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捣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

　　六月六日，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

　　天启皇帝回应：

　　“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峰！”

　　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

　　现在是天启七年（1627）六月，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天启七年（1627）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

　　一般说来，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

　　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且告得比较狠。

　　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荐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暮气”。

　　“暮气”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没气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这只是小儿科。

　　此外，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

　　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什么都没干的）；再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呈秀等等等等；再再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时年四岁，学龄前儿童），封侯爵。

　　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三十两。

　　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要让他服气，那是梦想。

　　而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

　　说到底，要想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此标准，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

　　许多书上说，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

　　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你要明白，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人物，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

　　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比如，他中进士时，录取他的人是韩旷（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是侯恂（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是奇迹了，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帐，也不太现实。

　　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

　　死了上万人，折腾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

　　妖风

　　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不是人，而是妖。

　　解决掉东林党，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

　　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是“九千九百岁爷爷”。

　　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魏人妖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九千九百了，用数学的角度讲，应该算极限接近。

　　除称号外，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总计两百多字，全写出来比较麻烦。

　　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

　　简单点说，除了不穿龙袍，魏公公的待遇和皇帝基本是一样的，至于房子，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

　　而且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怎么买。

　　比如参政米万钟，在北京郊区有套房子（园林别墅），魏忠贤看中了，象征性地出了个价，要买，米万钟不卖。

　　魏忠贤同意了，他免了米万钟的官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一分钱都没花。

　　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都一视同仁。如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魏忠贤想要，人家没给，魏忠贤随即编了个罪名，把他绕了进去，还打了几十棍。

　　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外，魏忠贤也没忘了家乡。他的老家河北肃宁，一向很穷，以出太监闻名，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朝廷出），重新整修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三十座敌楼，城楼十二栋，大炮就安了上百门，实在有够夸张。

　　问题在于，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没啥改善。

　　肃宁是个县城，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得跟碉堡似的，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哭笑不得。

　　搞笑的是，十几年后，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但这城墙修得实在太好，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看里面有多少钱。而更搞笑的是，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够攻进去（进了白进）。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是魏公公这样的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也是可以做成的。

　　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光宗耀祖了，官位称号都有了，还缺吗？

　　还缺。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

　　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

　　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

　　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景仰，为青史称颂！

　　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现在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

　　为保证长治久安，数百年如一日地当圣人，魏忠贤干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修书，虽然他不识字，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经过仔细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在这本书里，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梃击，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被王之寀诱供，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个故事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无辜的医生李可灼被诬陷。

　　第三个故事移宫，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

　　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由于瞎编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愤怒，很多人的愤怒，浙党、楚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个拉住轿子，被杨涟喝斥的小人物李进忠。

　　为圆满完成对东林党人的总清算，除此书外，魏忠贤还弄出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名单——东林点将录。

　　几年前，为了抓住伊拉克的头头们，美军特制了一副扑克牌，把人都印在上面，抓人之余还能打牌，创意备受称赞。

　　但和几百年前的魏公公比起来，美军就差的太远了，他的敌人们统统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归类编印成册，每个人都有对应外号，读来琅琅上口，而且按牌数算，美军只有一副扑克，只能打斗地主，魏公公能做两副打拖拉机。

　　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内容相当精彩，排第一的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男主角及时雨宋江，由大学士叶向高扮演。

　　戏中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不分姓氏笔画：

　　玉麒麟卢俊义——吏部尚书赵南星饰演

　　入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攀龙饰演

　　智多星吴用——左谕德缪昌期饰演

　　鉴于以下一百余人中没有路人甲、宋兵乙之流，全部有名有姓有外号有官职，篇幅太长，故省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斗争中给魏人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涟和左光斗，都得到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杨涟扮演的，是大刀关胜，而左光斗，是豹子头林冲。

　　当然了，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创的，灵感爆发的撰写者是王绍徽，时任吏部尚书，这位王尚书并非等闲之辈，据说他虽然惟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但相当女性化，长相柔美，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给他也取了个响亮的外号——王媳妇。

　　王媳妇向来尊重长辈，特别是对魏公公，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写得太复杂看不懂，但《水浒》还是听过的，所以想了这么个招。

　　魏公公很高兴，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够看懂的书，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展示这个文化成果。

　　可是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点将录的时候，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公公跳河的问题：

　　“什么是《水浒》？”

　　魏公公热泪盈眶了，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在这世上，要找到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是太不容易了。

　　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

　　皇帝满意了，他翻开首页，看到了托塔天王李三才，随即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

　　“谁是托塔天王？”

　　如此朋友实在难寻，有生以来，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问，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托塔天王晁盖的故事和盘托出，从生平、入行当强盗、智取生辰纲，梁山结义等等，娓娓道来。

　　然而他还没有讲完，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喝打断了他：

　　“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

　　讲坏话竟然讲出这个效果，那一刻，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

　　他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再没有提过，至于他回去后有没有找王媳妇算帐，就不知道了。

　　除著书立言外，魏公公成为圣贤的另一个标志，是修祠堂。

　　所谓祠堂，是用来祭奠祖先的，换句话说，供在里面的都是死人，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面，却又活着的人。

　　修祠这个事，是浙江巡抚潘汝桢先弄出来的，为表尊重，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西湖边上，住在他旁边的也是位名人——岳飞（岳庙）。

　　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全国各地只要有点钱的，就修祠堂，据说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

　　为显示对魏公公的尊重，祠堂选址还专挑黄金地段，比如凤阳的祠堂，就修在朱元璋祖宗皇陵的旁边。南京的祠堂，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重八兄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敢跟自己抢地盘，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

　　但最猛的还是江西，江西巡抚杨邦宪要修祠堂，唯恐地段不好，竟然把朱圣贤（朱熹）的祠堂给砸了，然后在遗址上重建，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

　　书写完了，祠堂修了，魏人妖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

　　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当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

　　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

　　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一位国子监司业（副校长）也受不了了，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

　　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魏忠贤的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他很高兴，也希望大家都高兴。

　　但这实在有点难，因为他并不是圣贤，而是死太监，是无恶不作、无耻至极的死太监。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敬仰，只能到梦里忽悠自己了。

　　捧他的人越多，骂他的人也就越多，朝廷不给骂，就在民间骂，传到魏公公耳朵里，魏公公很不高兴。

　　可是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背后骂你两句，你能如何？

　　魏公公说，我能。

　　他自信的来源，就是特务。

　　作为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对阴人一向很有心得，在他的领导下，东厂特务遍布全国，四下刺探。

　　比如在江西，有一个人到书店买书，看到《三朝要典》，就拿起来看，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

　　结果旁边一人突然爆起，跑过来揪住他，说自己是特务，要把他抓走，好在那人地头熟，找朋友说了几句话，又送了点钱，总算没出事。

　　这个故事虽然悲剧开头，好歹喜剧结尾，下一个故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恐怖电影。

　　这个故事是我十多年前读古书时看到的，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忘记。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四周无人，四个人在密室（或是地下室）交谈，大家兴致很高，边喝边谈，慢慢地，有一个人喝多了。

　　酒壮胆，这位胆大的仁兄就开始骂魏忠贤，越骂越起劲，然而奇怪的是，旁边的三个人竟然沉默了，一言不发，在密室里，静静地听着他开骂。

　　突然，门被人踢破了，几个人在夜色中冲了进来，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请注意这句话）。

　　这意味着，在那天夜里，这几人的门外，有人在耐心地倾听着里面的声音。

　　他们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以及他说话的内容。

　　这倒没什么，当年朱重八也干过这种事。

　　但最为可怕的是，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不是大臣，不是权贵，只是小人物。

　　深夜里，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认真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周厉王的时候，但凡说他坏话的，都要被干掉，所以人们在路上遇到，只能使个眼色，不敢说话，时人称为暴政。

　　然而魏公公说，在家说我坏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幼稚。

　　周厉王实行政策后没几年，百姓渐渐不满，没过几年，他就被赶到山里去了。

　　魏公公搞了几年，什么事都没有。

　　严嵩在的时候，严党不可一世，也拿徐阶没办法；张居正在的时候，内有冯保，外有爪牙，依然有言官跟他捣乱，魏公公当政时期，这个世界很清净。

　　因为他搞定了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

　　除了皇帝，他可以干掉任何人。

　　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

　　事实上，他也搞到了皇帝的头上。

　　对于天启皇帝，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这人文化比他还低，干活比他还懒，业务比他还差，如此难得的废柴，哪里去找？

　　所以魏忠贤认定，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只能有这根废柴，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都必须被连根铲除。

　　所谓野草，就是皇帝的儿子。

　　天启皇帝虽然素质差点，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到天启六年，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天启三年十月，皇后生下一子，早产，夭折。

　　十余天后，慧妃生下第二子，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大赦天下，九个月后，夭折。

　　天启五年十月，容妃生子，八个月后，夭折。

　　我相信，明代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去，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

　　比如第一个皇子，由于是皇后生的，大肚子时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但要等她生下来，估计更麻烦，经过反复思考后，魏忠贤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

　　我确信，该方法的专利不属于魏忠贤（多半是客氏），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如此专业，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

　　按某些史料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皇后腰痛，要找人治，魏公公随即体贴地推荐了一个人帮她按摩，这个人在按摩时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伤了胎儿，并直接导致皇后早产，是名副其实的无痛“人”流。

　　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这一招数流传下来，无数药厂、医院估计就要关门大吉了。

　　这件事情虽然流得相当利索，但传得相当快，没过多久，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以至于杨涟在写那封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把这条也列进去。

　　但皇帝不知道，估计就算知道，也不信。

　　此后，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但几个月后就都去见列祖列宗了。

　　可惜，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充其量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他是唯一的嫌疑犯，所以只能委屈他，反正他身上的烂帐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

　　除了皇帝的儿子外，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

　　比如裕妃，原本很受皇帝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

　　更恶劣的是，他还调走了裕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最后终于饥渴而死。

　　此外，慧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皇帝宠信的，能生儿子的，全部都挨过整。

　　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身心健康，依然毫无收获。

　　魏忠贤的动机很简单，他并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长大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就不好混了。

　　这个算盘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二十二岁，还有很多时间，再享个十几年的福，让他生儿子也不迟。

　　更何况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没有敌人了。

　　天启六年（1626），情况大抵如此。

　　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二十二岁，不过历史记载，他临终时，也只有二十三岁。

　　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敌人虽不起眼，却将置他于死地。

　　我知道，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

　　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张嫣。

　　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十五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

　　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面试结果十分之好，张嫣年级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

　　而当客氏见到她时，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她的直觉告诉她，她所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

　　于是她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

　　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

　　非但如此，十几天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懿安皇后。

　　客氏是个相当精明的人，她认为，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她错了。

　　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所有的一切。

　　虽然张皇后才十五，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五十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九千岁恨得咬牙切齿，没有办法。

　　到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

　　这件事情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她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

　　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

　　此后不久的一天，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发问：

　　“你在看什么书？”

　　“《赵高传》。”

　　皇后这样回答。

　　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

　　很快，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

　　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

　　此事非同小可，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

　　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

　　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纪——张皇后的父亲。

　　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

　　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

　　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

　　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只用一句话，他就说服了魏忠贤：

　　“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

　　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

　　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病危。

　　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

　　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

　　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

　　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

　　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十七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

　　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十七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难度是很大的。

　　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

　　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

　　他说，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

　　出于好奇，我找到了这个药方。

　　药名：仙方灵露饮，配方如下：

　　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筒蒸煮，木筒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

　　金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

　　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

　　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配方及制作方法，该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

　　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是蠢到家了。

　　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

　　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

　　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呈秀，问他，大事可行否？

　　狡猾透顶的崔呈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

　　魏忠贤再问，崔呈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

　　直到现在，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

　　他找到客氏，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宫里的事是他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她，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

　　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

　　说完，她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

　　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

　　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

　　皇帝非常高兴。

　　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

　　所以魏忠贤相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

　　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不但有心眼，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她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

　　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梃击、红丸、移宫、三党、东林党、六君子，统统没有关系。

　　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人征求他的意见。

　　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

　　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来，吾弟当为尧舜。”

　　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

　　朱由检惊呆了，像这种事，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

　　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他随即做出了答复：

　　“臣死罪！”

　　意思是，我不敢答应。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一日。

　　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

　　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

　　八月二十二日，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二十三。

　　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三章 疑惑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

　　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

　　“你进宫干什么？”

　　“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

　　“皇后。”

　　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

　　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

　　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

　　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十七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

　　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

　　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

　　按照以往程序，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三次。

　　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

　　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

　　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

　　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

　　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勿食宫中食）！”

　　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

　　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大饼），就藏在袖子里。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

　　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有四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

　　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必须谦虚谨慎。

　　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

　　第二个是咸嘉，朱由检也说不好；

　　第三个是乾圣，朱由检还说不好；

　　最后一个是崇祯。

　　朱由检说，就这个吧。

　　自1368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二百五十九年，换过十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它最后的名字。

　　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

　　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

　　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

　　“你等一等。”

　　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

　　“好剑，让我看看。”

　　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

　　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

　　“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

　　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呆在这里，皇帝请吃饭。

　　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

　　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

　　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

　　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

　　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

　　这个理论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送给他还未必肯要。

　　对此，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

　　所谓迷魂香，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就此而言，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

　　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

　　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她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在许多的史书中，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

　　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厂公”（东厂），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

　　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

　　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

　　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魏忠贤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

　　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

　　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

　　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

　　要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

　　崇祯说，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魏公公的辞呈，我绝不接受。

　　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

　　就在那天，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崇祯没有撒谎，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他想起这句话时，都禁不住冷笑。

　　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

　　虽然只比天启小六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

　　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

　　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

　　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

　　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

　　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

　　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

　　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

　　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

　　如果冒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目标，最合适的对象

　　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

　　于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三，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

　　她不能不辞职，因为她的工作是奶妈。

　　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她都是奶妈。

　　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

　　当然，她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

　　一天后，她得到了答复——同意。

　　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

　　崇祯的理由很无辜，她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她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于是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的客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她穿着丧服，离开了皇宫，走的时候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

　　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

　　还不晚，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

　　第二天（九月初四），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

　　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

　　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她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点，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

　　崇祯当即婉拒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

　　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七。

　　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

　　那天深夜，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

　　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九月十五日，皇帝突然下发旨意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都察院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

　　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太仆寺少卿陈殷，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李养德。

　　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点是，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

　　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不孝。

　　经杨所修考证，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未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搞得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很有意思。

　　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呈秀，是他的头号死党，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

　　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诋”，意思是随便乱骂人。

　　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疏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事前也不知道，总之，这只是个偶发事件。

　　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呈秀等人就提出了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了一个人——崔呈秀。

　　事情解决了，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为诡异。

　　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

　　这位陆万龄，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什么在国子监里建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

　　被弹劾并不是怪事，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

　　魏忠贤得到消息极为惊恐，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

　　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此事到此为止。

　　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

　　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他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

　　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

　　魏忠贤都快崩溃了，这是什么时候，老子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

　　皇帝的态度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已经批准的，不修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

　　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

　　但接下来皇帝的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

　　几天后，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

　　免死铁券这件东西，之前我是介绍过的，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统统地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

　　没等魏忠贤上门感谢，崇祯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半个多月里，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荫职（给儿子的），受赏者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呈秀，连已经死掉的老阉党魏广微都没放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

　　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崇祯是一个好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也无法控制，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崇祯没必要跟自己玩命。

　　这个推理比较合理，却不正确。如魏忠贤之前所料，崇祯是有弱点的，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不是女人，而是权力。

　　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除掉魏忠贤。

　　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地跳出去，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

　　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在他的剧本里，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

　　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至少看上去如此。

　　在这片寂静中，崇祯准备着进攻。

　　几天后，寂静被打破了，打破它的人不是崇祯。

　　吏科给事中陈尔翼突然上疏，大骂杨所修，公然为崔呈秀辩护，而且还上纲上线，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希望皇帝严查。

　　和杨所修的那封上疏一样，此时上疏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

　　和上次一样，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魏忠贤。

　　也和上次一样，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

　　杨所修上疏攻击的时候，崇祯很惊讶，陈尔翼上疏反击的时候，魏忠贤也很惊讶，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

　　作为一个政治新手，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得团团转。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

　　看上去事情是这样的：杨所修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呈秀来弹劾魏忠贤，而陈尔翼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呈秀辩护发动反击。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杨所修和陈尔翼上疏开战，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

　　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翼，而陈尔翼的指使者，叫杨所修。

　　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

　　诡计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

　　看透了崇祯的伪装后，他决定早做打算。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阉党，但并非骨干。

　　为及早解脱自己，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吏科给事中陈尔翼。

　　两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呈秀。

　　这是条极端狡诈的计谋，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

　　弹劾崔呈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认定自己不是阉党，即使将来秋后算帐，也绝轮不到自己头上。

　　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要提前立功，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

　　原因很简单，如果崇祯未必能干得过魏忠贤，到时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而且魏忠贤毕竟是阉党首领，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

　　崔呈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也不会得罪魏忠贤，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精彩，真精彩。

　　为了大家，崔先生，你就背了吧。

　　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

　　几乎得到，就是没有得到。

　　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他们忽略了一个人——崔呈秀。

　　杨所修、陈尔翼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崔呈秀本人，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大人绝非善类，这把戏能骗过魏忠贤，却骗不了崔呈秀。

　　弹劾发生的当天，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

　　但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派人找到了杨所修，大骂了对方一顿，最后说，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就派人查你。

　　大家同坐一条船，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

　　这句话相当有效，杨所修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疏，为崔呈秀辩解。

　　问题是，他已经骂过了，再上疏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就交给了陈尔翼。

　　问题是，原先把崔呈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锅的，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填个人进去，杨所修不行，魏忠贤不行，崇祯更不行，实在很难办。

　　但陈尔翼不愧是老牌给事中，活人找不到，找到了死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如此一来，杨所修是无知的，崔呈秀是无辜的，世界又和平了。

　　倒腾来，又倒腾去，崔呈秀没错，杨所修没错，陈尔翼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误，都是东林党搞的，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

　　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尔翼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天上：

　　“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指天启）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朕初御极），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不许多事！”

　　结果非常圆满，崔呈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所修和陈尔翼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

　　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五日，云南监察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

　　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垣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呈秀的恶行。

　　杨维垣是阉党。

　　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

　　形势非常明显，崔呈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

　　但崇祯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了杨维垣，说他轻率发言。

　　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呈秀，不但轻而易举，还能有效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垣的这封奏疏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

　　几天后，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

　　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了话，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

　　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疏里。

　　在这封奏疏里，他不但攻击崔呈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

　　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崔呈秀没给魏忠贤帮忙，净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

　　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垣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

　　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

　　所以他指使杨维垣上书，把责任推给崔呈秀，虽然一直以来，崔呈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

　　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

　　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四章 夜半歌声



　　真正的机会到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工部主事陆澄源上书，弹劾崔呈秀，以及魏忠贤。

　　崇祯决定，开始行动。

　　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澄源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

　　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照例批评，崔呈秀照例提出辞职。

　　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呈秀立即滚蛋回家。

　　崔呈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

　　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

　　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

　　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两天后，兵部主事钱元悫上书，痛斥崔呈秀，说崔呈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

　　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

　　不知钱主事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稍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疏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

　　几天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上疏，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疏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

　　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

　　说到底，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项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谋逆。

　　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

　　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

　　于是他相信了。

　　所以他完蛋了。

　　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呈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

　　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线，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疏，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

　　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

　　这招的名字，叫做哭。

　　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

　　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气。

　　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

　　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办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

　　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

　　崇祯确实很感动。

　　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六十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真不要脸。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

　　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

　　其实朝廷斗争，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

　　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

　　可是群臣不响应。

　　截至十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人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实说明，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

　　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

　　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

　　“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撼！”

　　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钱嘉征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引起极大反响。

　　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

　　遗憾，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

　　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

　　“等一等。”

　　他找来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

　　“读。”

　　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

　　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

　　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

　　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应元。

　　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只能求他了。

　　徐应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

　　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

　　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感谢徐应元对他的帮助。

　　徐应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

　　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

　　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真心实意），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

　　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

　　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监就此落马。

　　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我常去附近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开会，曾去看过，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六分之一。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留京指标。

　　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一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

　　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

　　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监，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

　　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

　　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

　　“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一百棍，发南京！”

　　太监不是人啊。

　　顺便说一句，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

　　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

　　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

　　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

　　既然荣华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富贵吧。

　　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出四十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一千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

　　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

　　魏忠贤没有活腻，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一百岁还是要追求的。

　　事实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

　　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

　　此后，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识相点的）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是懂得历史的。

　　可惜，是略懂。

　　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

　　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

　　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

　　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

　　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

　　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低调，低调点好。

　　魏忠贤回答：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

　　今日之前，还无须杀你。

　　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

　　这一天是十一月六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

　　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乾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陵，翻身已无指望。

　　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了。

　　威严的九千九百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

　　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

　　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

　　魏忠贤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

　　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

　　为保证九千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

　　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

　　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

　　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

　　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

　　四十年间，不过一场梦幻。

　　不如死了吧。

　　此时，他的窗外，站立着那名姓白的书生。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

　　夜半，歌起。

　　在史料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

　　曲分五段，从一更唱到五更：

　　一更，愁起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廖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凄凉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稠。
　　如今芦为帷，土为坑，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三更，飘零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顷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为私衙。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四更，无望

　　城楼上，敲四鼓，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里，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五更，荒凉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五更已到，曲终，断魂。

　　多年后，史学家计六奇在他的书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

　　但我相信，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

　　因为历史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

　　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墨，于是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

　　但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势顷朝，谁人不敬？

　　如今寂廖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时，他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时，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

　　九千九百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涟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

　　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

　　然而天道是存在的，四十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

　　这里距离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四十年前，他经过这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

　　现在，他回来了，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认为，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腾，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

　　魏公公费尽心力，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却发现，是他娘的折返跑。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真个不如死啊！

　　那就死吧。

　　魏忠贤找到了布带，搭在了房梁上，伸进自己的脖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道有常，或因人势而迟，然终不误。

　　落水狗

　　第二天早上，魏忠贤的心腹李朝钦醒来，发现魏忠贤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

　　在魏忠贤的一千多陪同人员，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

　　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一千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

　　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

　　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小兵张嘎

　　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

　　虽然她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她又拎了进来。

　　进来后先审，但客氏为人极其阴毒，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

　　于是换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和魏忠贤有仇（估计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

　　客氏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统统交代，只求别打。

　　但那位太监似乎心理有点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

　　口供报上来，崇祯十分震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

　　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跟那位被她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还算痛快点。

　　客氏死后，她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

　　按身份排，下一个应该是崔呈秀。

　　但是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得比魏公公还要早。

　　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后，崔呈秀下令，准备一桌酒菜，开饭。

　　吃饭的方式很特别，和韦小宝一样，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出来，搞了个聚餐，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

　　然后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古董），砸。

　　吃一口，砸一个，吃完，砸完，就开始哭。

　　哭好，就上吊。

　　按日期推算，这一天，魏忠贤正在前往阜城县的路上。

　　兄弟先走一步。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非常气愤，老子没让你死，你就敢死？

　　随即批示：

　　“虽死尚有余辜！论罪！”

　　经过刑部商议，崔呈秀应该斩首。

　　虽然人已死了，不要紧，有办法。

　　于是刚死不久的崔呈秀又被挖了出来，被斩首示众，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杀不杀是个态度问题。

　　接下来是抄家，无恶不作的崔呈秀，终于为人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由于他多年来勤奋地贪污受贿，存了很多钱，除动产外，还有不动产，光房子就有几千间，等同于替国家攒钱，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

　　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崔呈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以此为基准，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氏，接待标准应参照处理。

　　所以，魏忠贤和客氏被翻了出来，客氏的尸体斩首，所谓死无全尸。

　　魏忠贤惨点，按崇祯的处理意见，挖出来后剐了，死后凌迟，割了几千刀。

　　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小鬼认不出他，但教育意义是巨大的，在残缺的尸体面前，明代有史以来最大，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

　　接下来的场景，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

　　魏忠贤得势的时候，无数人前来投奔，上至六部尚书，大学士，下到地方知府知县，能拉上关系，就是千恩万谢。

　　现在而今眼目下，没办法了，能撤就撤，不能撤就推，比如蓟辽总督阎鸣泰，有一项绝技——修生祠，据我统计，他修的生祠有十余个，遍布京城一带，有的还修到了关外，估计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

　　凭借此绝活，当年很是风光，现在麻烦了，追查阉党，头一个就查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

　　为证明自己的清白，阎总督上疏，进行了耐心的说明，虽说生祠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如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诏修的，通州的生祠，是御史梁梦环修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不够是有的，检讨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可以的。

　　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是一穷孩子，卖力捧魏公公，希望能够混碗饭吃，当年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

　　然而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疏，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

　　据统计，自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几个月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疏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疏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内容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

　　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

　　效果很明显，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崇祯毫无动静，除客氏崔呈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

　　所以，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这个看法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

　　而崇祯，属于少数派。

　　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

　　比如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一万人，杀，两万人，杀杀，三万人，杀杀杀。无非多说几个杀字，不费劲。

　　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一样。

　　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转吗？这年头，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谁怕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奏疏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

　　很简单，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疏抓人，贼准。

　　十一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五章 算账



　　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候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把他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

　　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

　　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

　　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所以他钱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

　　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

　　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地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地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他没死。

　　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

　　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

　　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

　　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

　　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

　　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

　　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

　　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

　　鉴于有群众反应，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

　　报上去后，崇祯怒了。

　　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五千、三千，你以为老子好哄是吧。

　　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

　　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

　　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

　　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

　　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

　　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

　　因为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

　　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

　　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

　　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

　　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

　　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五千两，都去死吧！

　　曹思诚、苏茂相这帮等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才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

　　“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

　　“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跟我玩，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旷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

　　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迷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得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辞，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各地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大致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两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了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旷，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

　　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社科院教授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呆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书，要为父亲魏大中伸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书，为父亲杨涟伸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伸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书，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六章 复起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应该说，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哥哥、他爷爷、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九千岁人妖，里外一顿猛捶，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了。

　　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

　　救火员崇祯登场。

　　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

　　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起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九日。

　　此时，魏忠贤刚死十三天，尸体都还没烂。

　　几天后，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

　　袁崇焕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惯例，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处级），过段时间再提，比较合理。

　　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是兵部副部长，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

　　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啥事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

　　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明代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

　　因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

　　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我之前曾经说过，明代的地方官，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互相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

　　鉴于后期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

　　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了，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

　　换句话说，督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

　　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

　　要当巡抚，至少混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

　　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都察院都御史（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

　　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

　　比如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

　　袁崇焕例外。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袁百姓，几月后，他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督师的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袁督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

　　任职令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

　　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此时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努尔哈赤算半个野蛮人，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牲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

　　相比而言，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赏赐财物。

　　总而言之，他很温和。

　　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

　　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后金领地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程。

　　每次说到这个人，我都要呸一口，呸。

　　呸完了，接着说。

　　说起汉奸，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但客观地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程就不同了，他是自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同胞的，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形态。

　　他原本是个举人（另说是秀才），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

　　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在天有灵，估计是要改家谱的。不过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有古代的汉奸，现在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平台召对。

　　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

　　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人数学不好，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

　　七月十四，鬼门大开，阴风四起。

　　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

　　谈话开始，崇祯先客套，狠狠地夸奖袁崇焕，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这下吹大发了。

　　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

　　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

　　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

　　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

　　崇祯很兴奋，兴奋得连声夸奖袁崇焕，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

　　但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

　　照许先生的想法，袁督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

　　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聊慰上意！

　　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安慰皇上的。

　　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誉卿当时就傻了。

　　他立刻小声（怕旁边人听见）地对袁崇焕说：

　　“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这句话意思是，皇上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

　　袁督师的反应，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怃然自失。

　　没事，牛吹过了，就往回拉。

　　于是，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督师就开始提要求了。

　　首先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

　　然后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

　　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唧唧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

　　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立即。

　　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

　　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致问候，散伙。

　　在这场召对中，崇祯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已成定论，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够守住就算不错，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就敢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

　　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

　　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

　　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我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惊奇地发现，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

　　要知道，明朝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衙门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

　　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兵变发生时，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

　　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

　　其实毕自肃同志，确实是个很自肃的人，为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严，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但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

　　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两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五万两银子（要算利息），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

　　毕自肃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为负责任，竟然自杀了。

　　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

　　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

　　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

　　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

　　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到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

　　“谁带头闹的？”

　　回答：

　　“杨正朝，张思顺。”

　　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

　　两个人抓来，袁崇焕又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

　　很快，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

　　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琦，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

　　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

　　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八十万。

　　八十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六亿多。

　　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

　　毕自严回复，不办。

　　崇祯大发雷霆，毕自严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

　　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

　　事实确实如此，我查了一下，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如此下去，必定破产。

　　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

　　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三十万两。

　　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

　　崇祯同意了。

　　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归他管）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

　　崇祯又同意了。

　　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他的铁杆），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桂、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

　　崇祯还是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此后的事情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

　　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

　　不，不，还是有一个。

　　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孤处天涯，为国效命，曲直生死，惟君命是从。”

　　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疏。

　　决定

　　袁崇焕想杀掉毛文龙。

　　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

　　当然，也有些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三百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京城里都这么说。

　　但事实上，这是个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了。

　　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

　　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剧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

　　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

　　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

　　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

　　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六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

　　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鉴于以上原因，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

　　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督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

　　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

　　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是事实，那也是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屁啊？

　　我曾查阅明代户部资料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

　　可惜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

　　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

　　崇祯二年（1629）四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

　　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

　　“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

　　因为毛总兵的船队是有猫腻的，不但里面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督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

　　“入其军，斩其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着：

　　“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

　　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

　　机会来了。

　　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

　　这个问题，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是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

　　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再叙。

　　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五月三十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

　　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度过难关。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

　　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

　　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和他谈话。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

　　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般说来，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

　　我不在场，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

　　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

　　袁崇焕说：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毛文龙说：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指后金）尚在。”

　　袁崇焕说：

　　“会有人来替你的。”

　　毛文龙说：

　　“此处谁能代得？”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

　　毛文龙说：

　　“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

　　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

　　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

　　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就藏在这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

　　现在，让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

　　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

　　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我在这儿很舒坦，不想走。

　　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这里不是缺了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

　　毛文龙说，此处谁代得，解释：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

　　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尝试。

　　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

　　毛文龙说，这里的三千五百人，明天领赏，解释：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就是不告诉你！

　　谈不拢，杀吧。

　　六月五日。

　　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那里召见毛文龙。

　　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

　　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

　　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

　　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

　　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

　　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忙乱之中，许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你们只要为国家效力，今后不用怕无粮饷。”

　　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你们的毛总兵死了，只要继续干，就有饭吃。

　　一路走，一路聊，袁崇焕很和气，毛文龙很高兴，气氛很好，直到进入营帐的那一刻。

　　“毛文龙！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诳，目中无本部院，国法岂能容你！”

　　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

　　太突然了，事情怎么能这样发展呢？

　　袁崇焕到底有备而来，毛总兵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

　　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忠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

　　这十二大罪的提出，证明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

　　类似这种材料公文，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

　　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而最有趣的，莫过于给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

　　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就两个字：办你。

　　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督师已经派人脱了他的官服，绑起来了。

　　绑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

　　“文龙无罪！”

　　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

　　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

　　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

　　当看到这件东西时，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玩意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

　　活到头了。

　　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

　　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和名言：

　　“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的将首！”

　　毛文龙明白，今天这关不低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

　　“文龙自知死罪，只求督师恩赦。”

　　统帅认怂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

　　其实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也就凑合了。

　　然而袁崇焕很执着。

　　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

　　“今日杀了毛文龙，本督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试尚方宝剑偿命！”

　　这话很准。

　　然后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

　　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可惜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

　　在古往今来的戏台、电视剧里，尚方宝剑都是个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执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

　　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最多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

　　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原来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

　　因为当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

　　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为此——到底为什么？

　　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指，因为皇帝并未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

　　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

　　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

　　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

　　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

　　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后是发钱，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约六千多万人民币），全都发了，只是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太像强盗打劫。

　　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是安抚。

　　毛文龙手下这几万人，基本都是他的亲信，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

　　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效果很好，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很高兴。

　　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最高兴的是皇太极，他可以放心了，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金州、旅顺等地区，而毛总兵人品虽不咋样，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些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

　　而自信的袁督师认定，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

　　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了，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

　　而最后这位孔有德更是个极品，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现在北京有个地名叫公主坟，据说里面埋的就是孔有德的女儿。

　　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后来镇守桂林时，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王。

　　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就都反了。

　　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提一句，那位被袁督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后来也反了，不过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

　　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

　　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为致命的。

　　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办大了。

　　所以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

　　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七章 杀人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

　　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功夫。

　　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

　　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

　　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

　　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

　　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

　　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

　　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

　　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

　　不死攻略一：

　　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

　　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

　　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那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

　　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不死攻略二：

　　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机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

　　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

　　而是太监。

　　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

　　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

　　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

　　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

　　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

　　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

　　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合法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

　　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

　　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

　　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

　　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

　　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惶不已”。

　　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

　　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

　　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

　　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

　　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

　　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

　　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

　　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

　　皇太极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

　　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

　　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

　　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

　　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

　　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

　　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

　　遵化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

　　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

　　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

　　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

　　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

　　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

　　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

　　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

　　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

　　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搞了次屠城，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

　　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

　　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宋美龄拿了），还是收归收。

　　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

　　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

　　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的他的人，是孙承宗。

　　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

　　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在这场史称“己巳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

　　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

　　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

　　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

　　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

　　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

　　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

　　说错了，是只追不击。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

　　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

　　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

　　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土地紧张，园林别墅都在郊区）。

　　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

　　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

　　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

　　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在这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

　　“主守，后战。”

　　致命漏洞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

　　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

　　鉴于袁崇焕同志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

　　十一月十六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

　　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

　　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

　　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

　　一直以来，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

　　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

　　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孙承宗想到了。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

　　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

　　无论理论还是实战，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一次，它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

　　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督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

　　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且绝不会是袁崇焕。

　　袁督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到底想干什么？！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

　　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

　　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

　　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

　　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很巧，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皇太极。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

　　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

　　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

　　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

　　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

　　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一切。

　　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

　　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

　　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桂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

　　此前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

　　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

　　袁督师目瞪口呆。

　　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同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急躁。

　　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

　　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

　　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个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

　　崇祯不是人，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

　　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

　　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

　　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十分。

　　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

　　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

　　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

　　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敌军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

　　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且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太不像话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

　　袁崇焕的这一表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

　　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

　　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

　　范文程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

　　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一个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

　　至于分地盘，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

　　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说他们俩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老子也豁出去跟你干，我也没办法。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是两个字——心虚。

　　没法不心虚，跟皇帝吹了牛，说五年平辽，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干得实在太糙。

　　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混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

　　皇帝当场傻眼不说，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舌头伸了出来，半天都没收回去。

　　客观地讲，袁督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但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始终认为，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

　　“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修整。”

　　这孩子没救了。

　　在明朝，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实在太嚣张了。

　　当然，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桂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比满桂高，满桂能进瓮城，他也能进。

　　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还要带兵入城，辽东人参吃多了。

　　所以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

　　袁督师倒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

　　答复：不行。

　　会议就此结束。

　　这一天是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三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

　　但除掉此人，还需要时间，至少七天。

　　幕后人物

　　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

　　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致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

　　这条滑稽的罪状，来源于三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

　　三天前，是十一月二十日。

　　在这一天，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

　　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

　　为保证不白来，皇太极下了血本，北路军五万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桂。

　　南路军也不白给，共四万人，三贝勒莽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里的，就是袁崇焕。

　　战斗同时开始。

　　袁崇焕率所部九千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

　　莽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术还是会的，四万对九千，往前冲就是了。

　　但战术还是要讲的，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

　　过了一会，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

　　估计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

　　后果很严重。

　　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而且据某些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部队里。

　　几乎就在莽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

　　此战无需介绍战术，因为基本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

　　战斗过程极其惨烈，四小贝勒之一的阿济格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莽古尔泰本人被击伤。

　　袁崇焕也很悬，为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有如神助。

　　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得奄奄一息，袁督师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四个字——“重甲难透”。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袁督师身上的盔甲厚，箭射到他身上，一点事都没有。

　　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开始败退。

　　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袁督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好在部下反应快，帮他格了几刀（格之获免），才从鬼门关爬出来。

　　稳住阵脚后，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直到晚上六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

　　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累计伤亡一千余人，明军大胜。

　　南城胜利之际，北城的满桂正在苦苦支撑。

　　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非常强，满桂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就被打回来。关键时刻，满桂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

　　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城下明军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桂同志，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好在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

　　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

　　更重要的是，同一天出战的满桂，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很有面子。

　　可是他想不到，满桂同志的这笔帐，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

　　开炮打伤满桂的，就是袁崇焕。

　　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满桂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无论如何，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

　　但袁督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桂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从来就不待见这人，现在满桂受伤了，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

　　从毛文龙开始，到满桂，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自“蛮夷之地”而起，奋发读书，然资质平平，四次落第，以三甲侥幸登科，后赴辽东，得孙承宗赏识，于辽东溃败之时，以独军守孤城，屹然不倒，先后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

　　后受阉党所迫离职，蒙崇祯器重再起，然性格跋扈，调离满桂，安插亲信，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奉调守京，不顾大局，擅自驻防于城下，致京郊怨声四起，后不惜性命，与皇太极苦战，大破敌军，不顾生死，身先士卒。

　　我想，差不多了。

　　最终命运揭晓之前，袁崇焕的表现大致如此。

　　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经过努力和奋斗，还有难得的机遇（比如孙承宗），才最终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或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基本就是扯淡。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社科院明史学会的例会上，跟明史专家讨论过多次。客观地讲，以他的战略眼光（跟着皇太极绕京城跑圈）和实际表现（擅杀毛文龙），守城出战确属上乘，让他继续镇守辽东，还能闹出什么事来也难说，所谓挽救危局，随便讲几句吧。

　　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我不知道袁崇焕是否知道，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他大都遇上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

　　他始终没有放弃过。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七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

　　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

　　就在这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

　　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

　　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

　　结束了，都结束了。

　　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巴顿

　　我原先认为，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八章 坚持到底的人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

　　召见的理由是议饷，换句话说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领工资这种事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筐子，让袁督师蹲进去，拉上来。

　　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掺，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

　　满桂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我曾试过），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

　　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他就算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桂问题，对袁督师而言，是很有点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

　　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疤。

　　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

　　所以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户部尚书毕自严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桂担任，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桂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计，令人胆寒。

　　综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

　　奸臣还不好说，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督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督师欣然拍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算数的。祖大寿看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是有优越性的。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四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率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

　　赵率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

　　密谋

　　永定门之战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

　　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二十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

　　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二十七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二十七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

　　当时的通州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

　　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一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

　　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

　　以级别而言，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

　　且不说其他地区的勤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二十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适合不过了。

　　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

　　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

　　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

　　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

　　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

　　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即是此人。这人的性格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纶，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

　　但是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

　　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没消息。

　　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

　　至此，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击溃入侵者。

　　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

　　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1630）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六十八了，又精瘦，风吹都要摆几摆，看着且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

　　结果如下：

　　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

　　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

　　第三天，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

　　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我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

　　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阿敏带了五千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

　　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

　　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就轰塌了，阿敏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

　　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

　　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四千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去。

　　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五天。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己巳之变”。

　　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桂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

　　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对话

　　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

　　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职听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

　　看着办，也就是说可以不办。

　　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没准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

　　但九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

　　为什么？

　　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

　　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

　　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至少太监能听见），说了一个秘密。

　　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

　　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给送了回去。

　　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我长大了，就不信了。

　　但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二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

　　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

　　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

　　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

　　无语，彻底的无语。

　　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

　　明白了。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

　　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堪”，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糊涂了吧，慢慢来。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迷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温体仁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坐牢中），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

　　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

　　讲完了，问：

　　“三法司如何定罪？”

　　没人吱声。

　　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

　　依律，凌迟。

　　现场鸦雀无声。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

　　他是冤枉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

　　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

　　但他就是死了。

　　很滑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

　　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

　　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

　　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

　　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

　　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

　　所以我知道了，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

　　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督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

　　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九章 阴谋



　　袁崇焕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

　　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

　　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我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过转折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张居正。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

　　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

　　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的，皆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似乎也没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

　　袁崇焕，是第二级。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

　　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

　　其实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卖国贼。

　　卖国贼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资料，大都出自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在郊区，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儒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

　　其实这种黑材料，如果想看，可以找我。外面找不到的，我这里基本都有，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应有尽有，编本袁崇焕黑材料全集，绰绰有余。

　　至于民族英雄，似乎也有点悬，毕竟他老人家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就水平而言，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国贼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

　　“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绯闻丑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

　　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抽签

　　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

　　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

　　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

　　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

　　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必须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

　　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

　　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比如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

　　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

　　就读音而言，枚卜和没谱是很像的，实际上，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

　　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到的上岗，没夹到下课，完事。

　　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有人曾告诉我，论资排辈是个好政策，我不信，现在我认为，抓阄也是个好政策，你最好相信。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基本都下课了。

　　下课的原因不外务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

　　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帮孙子欠教育，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挺五个。

　　这下皇帝也不干了，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了，老子找谁干活？

　　所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

　　吏部随即列出候选名单，准备抓阄。

　　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

　　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

　　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位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是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匀，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致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

　　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飘，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十章 斗争技术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十一章 投降？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

　　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就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尽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

　　杀死何可纲后，祖大寿出城投降。

　　对于祖大寿同志，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

　　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

　　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的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禾嘉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禾嘉，攻陷锦州。

　　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

　　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十一月二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禾嘉，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攻克锦州。

　　两天后，在皇太极的注视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

　　事情非常顺利，十一月一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

　　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

　　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地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十一月二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

　　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祖大寿还没有动手。

　　第三天，也没有炮声。

　　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却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

　　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

　　两天，没信。

　　又两天，还没信。

　　到第三个两天，终于有信了。

　　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得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防布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就能办这事了。

　　被人涮了。

　　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

　　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

　　但是何可纲反对。

　　此时，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纲，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的，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

　　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纲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

　　第二；杀了他。

　　只能这样。

　　于是何可纲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个目标。

　　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

　　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所以他在十一月二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

　　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倒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许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

　　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手有多少人手，也没干。

　　袁崇焕终究没有看错人。

　　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寿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

　　锦州守将，巡抚丘禾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然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已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

　　奇怪的是，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却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就没理这事，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

　　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

　　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

　　意外的意外

　　大凌河失陷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的结果。

　　但还有一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

　　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

　　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致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

　　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

　　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

　　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呆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

　　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莱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

　　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

　　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

　　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

　　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打过工，也见过世面。

　　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招这么俩员工，只好认倒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

　　然而意外发生了。

　　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命，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

　　走到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阴历），天开始下雪，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点，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

　　吃完了，被人发现了。

　　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大不了赔几只。

　　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

　　消息传上去，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

　　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制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

　　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

　　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

　　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余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

　　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武，只能招安。

　　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

　　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

　　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

　　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

　　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得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

　　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不欺负是白不欺负。

　　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

　　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仪仗。

　　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内。

　　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应该没有问题。

　　可惜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

　　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

　　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沦陷了。

　　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

　　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作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余大成，要求和谈。

　　好在余大成还比较清醒，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

　　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

　　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余大成的职务，委派谢涟为新任登莱巡抚，接替孙元化，平定叛乱。

　　很快，孔有德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都没动他一根指头，竟然给放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也能把孙专家害死。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

　　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县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没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

　　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时，还拉上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

　　更搞笑的是，他们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

　　当然，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把县，现在牛了，统筹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

　　崇祯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但新任巡抚谢涟刚到任，就发现，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

　　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实在是绰绰有余，谢涟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

　　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是差点，双方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

　　朝廷倒真急眼了，听说新到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即增兵，两万多人，直奔莱州。

　　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加班加点地攻城，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谢涟是登莱巡抚）。

　　谢涟虽说打仗没谱，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

　　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

　　听明白了，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

　　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信。

　　谢涟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是他仅存选择。

　　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

　　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

　　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

　　为示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

　　总兵不去。

　　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

　　跟谢涟不同，这位总兵，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

　　保住莱州，就此一举。

　　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谢涟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到了大营。

　　一进去，就变脸了。

　　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当作人质，然后又把随同的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面的人投降。

　　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

　　“我死后，你们要好好守城（汝等固守）！”

　　按常规，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城的总兵。

　　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

　　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

　　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守住。

　　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

　　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

　　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

　　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

　　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

　　但更猛的，是第二个。

　　此时的山东半岛，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

　　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

　　崇祯五年（1632）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

　　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

　　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

　　猛胜朱大典者，吴三桂也。

　　虽然按年龄推算，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

　　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场的，也就这支部队。

　　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跟毛文龙出来打黑枪，实在没法比。

　　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即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

　　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版主辛苦了！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实在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而西北一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

　　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实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人。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

　　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是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有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几句话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刚刚开幕，真正的猛人，即将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是混到最后，光荣地退休。

　　从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

　　所以洪承畴带兵去救韩城的时候，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的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来陕西上任之前，洪承畴带来了很多书。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都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

　　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卷·朱由检篇




第十三章 第二个猛人



　　对曹文诏这个人，洪承畴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

　　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

　　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贝勒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

　　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

　　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按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主角

　　配角死光了，但龙套并没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

　　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地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要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

　　八大王——张献忠；

　　曹操——罗汝才；

　　闯塌天——刘国能；

　　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

　　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的。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召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曹文诏的发挥从未失常，对于皇帝的信任，他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无须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

　　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死磕未必能行，死是肯定的。

　　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这么下去，实在赔不起了。

　　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

　　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兵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

　　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三十六营之一）去武乡，过天星（三十六营之一）去高泽。

　　关于结局，史书上记载如下：“文诏皆击败”。

　　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

　　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呆了，往外跑。

　　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河北），另一个是河南。

　　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曹文诏同志是很负责的，别说中国河南，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

　　在曹文诏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

　　人死了，就解脱了。

　　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在被曹文诏干掉之前，就病死了。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

　　合谋

　　当然，对当时的起义军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诏还在追。

　　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

　　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

　　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

　　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

　　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

　　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

　　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

　　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

　　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

　　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

　　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

　　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

　　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

　　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

　　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

　　按规定，但凡跨省调动，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不好色（估计没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很可怜。

　　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被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