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涅瓦火柴盒

简介 · · · · · ·
　　翁贝托·埃科在《快报》周刊上开设了专栏，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本书收录了他跨度十年的专栏文字。标题“密涅瓦火柴盒”是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埃科常常利用火柴盒背面记下他在火车上、酒吧中、餐厅里的见闻，或是欣赏商场橱窗、逛书店时闪过的一丝灵感。
　　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银河的阴暗面、我深爱的河岸、映照肺腑之言的绝顶好镜、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纵使是白费口舌、油煎猪蹄的酱汁、就让我自娱自乐吧、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媒体、科技、艺术和宗教等各领域。
　　全书一共收录了作者135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篇幅为2000字左右，短小精悍。作者在针砭时弊的同时，采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笔调，天马行空，信手拈来，见解精辟，融合了幽默和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在捧腹之余掩卷深思。

作者简介 · · · · · ·
　　翁贝托·埃科，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代表作《玫瑰的名字》全球销量超过一千六百万册，译成三十五种文字。另有重要作品《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密涅瓦火柴盒》和《埃科谈文学》等。

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埃科随笔·独家首发）  
   

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六章“油煎猪蹄的酱汁”，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或许我不该滥用“一个指望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这句引言，但我的确认为所谓英雄是一类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们能够凭借某些超乎寻常的能力完成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因此，指望英雄是无能的表现，是一种为自己做不到某事而寻找借口的行为。如果某国家的铁路系统出现了故障，人们要做的应该是去调查各个站长、调度或其他人的责任，而不是等待某个英雄拯救者的出现。本世纪最为病态的一种心理就是把所有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的根源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背叛（我想这正是朱里安·班达惹的祸），或是指望知识分子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难题。雅克·阿塔利曾在巴黎就“知识分子与本世纪的危机”这一主题召开过一场规模浩大的研讨会。我在会议上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我说：“请大家注意，究其根本，知识分子是一种只能制造危机，却无法解决危机的职业。”事实上，制造危机并非什么坏事。当科学家、哲学家或作家开口说话时，他们想表达的往往是如下含义：“大家认为情况如此，但实际上却是雾里看花，因为真实的情况要纷繁复杂得多。”我们从学校课本上所学到的那些知识分子，如巴门尼德、爱因斯坦、康德、达尔文、马基雅弗利以及乔伊斯都曾发挥过类似的作用。

如果他们的所说所感能够得到重视，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进步还是大有裨益的。但这种益处并非立竿见影。在短时期内，知识分子只是纯粹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可以管理一所学校、领导某政党或某企业的新闻部门、在发生革命时吹响号角，但却无法起到任何特殊的作用。之所以说他们的贡献在于长远，是因为他们只能在某事件发生的前后，却不能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发挥特殊的职能。比如，当蒸汽机车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一位经济学家或地理学家要么能够预见到地面交通方式即将发生变革，并就该变革对于未来生活所造成的利弊进行分析；要么则可以在一百多年以后就这项发明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研究。但在公共马车企业逐步破产，被最初的几台蒸汽机车渐渐取代之时，知识分子却无法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在这个时刻，一个马车车夫或机械修理师更有发言权。相反，假如有人在此刻指望知识分子发表一番高谈阔论，就会与责怪柏拉图没有在作品中阐明治疗胃炎的处方一样滑稽可笑了。

当一栋房子着火时，一个知识分子只能如其他所有人一样采取一些常规的措施，我们不能幻想他在此时此刻发挥某种超乎常规的作用，只有那些在情急之下忘了消防队号码的人才会病急乱投医，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

一位眼光长远的社会学家能够在三十年前预见到社会福利的提高，以及相伴而来的年轻人就业年龄推迟的现象将会导致当代青年的心理迷茫（于是他们吸食毒品，或站在立交桥上扔石块，从中寻求刺激），从而提出一系列预防性的建议。但在那些无聊小伙子砸石头的那一瞬间，我们唯一可以要求知识分子做到的只是别去加入那帮人的行列。如果有人在这一瞬间站出来批判砸石头的行为，这并不表示他是一名知识分子，而只是一种赚取稿费，沽名钓誉之举。在这个时刻，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只有警察和法院，而不是知识分子。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即当某种严重的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都还浑然不觉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一声呐喊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当然了，在这种危机关头，不光是知识分子，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管道工人——也能拉响警报，但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显然能让这种呐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左拉的《我控诉》）。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只是在众人皆醉我独醒时才成立。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们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

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