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作者：智效民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妳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著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研究的起点，研究是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22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农学固然重要，但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换言之，“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种见解对于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是个很好的参照。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之故。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二、教育思想

　　1、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同上，第82页)。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同上，第92页)了。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吧。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6-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西潮?新潮》第119-120页)

　　2、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9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9-10页)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同上，第11-13页)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作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15-16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17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页)

　　3、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页)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页)。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4、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同上，第32页)。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8页)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贴(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的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三、主持北大

　　1、学潮与学风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同上，第145页)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西潮?新潮》第125-126页)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据张国焘回忆：“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的回忆》第一册，第65页，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顺便说一句，张国焘离开北大后所选择的道路，也证明蔡元培的判断无误。

　　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1页)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月22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西潮?新潮》，第119页)，因此他在即席讲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又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第145-146页)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作者认为，学生运动起源于变态社会，因为常态社会的政治比较清明，许多社会问题有成年人处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用不着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变态社会中，“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至于动不动就使用罢课手段，则“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同上，第166-168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因为它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同时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在这方面上，文章的论述非常精彩，不妨摘录其中一段：“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情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同上，第168页)时至今日，能够对学生运动做这种分析者，并不多见。

　　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蒋梦麟和胡适还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在学问生活上，一要学好外文，二要注重观察与调查，三要促进学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团体生活上，除了要开展学术活动、体育活动、游艺活动、社交活动外，还要弥补各种组织活动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开会的法定人数、提案手续、发言顺序、表决方法、复决程序、讨论时间等内容，以及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的精神。在社会服务上，要注意普及科学常识和公民常识，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活动。这一切，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这篇文章说理透辟，但是在那变态社会向常态社会转轨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学潮还是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学校为要收讲义费，学生马上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当时蔡元培已经回校，他赶到现场，气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西潮?新潮》，第132页)后来蒋梦麟也经历了多次围攻，甚至在办公室里被关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西潮?新潮》，第136页)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同上，第133页)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公民(《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48-49页)。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同上，第112页)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第二次是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如果说蒋梦麟在北高师的演讲偏重于学理的话，那么这次讲话则比较侧重于现实。他说：“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尝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在演讲结束时，蒋梦麟殷切地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8-149页)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3、学术与政治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当年秋天，他脱离魔掌抵达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1922年，他在《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该文开门见山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也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77页)

　　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78页)

　　1924年11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识界是否能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上要有相当势力，二是本身要有一个团结的组织。然而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人数既少，组织也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功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页)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同上，第69页)。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下。所谓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记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谓条件，则是不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也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蒋梦麟8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孔子与“鬼子”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蒋梦麟离开后，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这是为什么呢？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0页)

　　在这里，所谓教师兼课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记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过去的大学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胡适还说：“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 S. 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同上)

　　由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任鸿隽、赵元任和顾临、孟禄等人组成，因此胡适和傅斯年最于拟出一个具体方案，提请中基会讨论通过。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胡适解释说：“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同上，第501页)

　　据胡适日记记载，经过半年左右的反复商讨，最后决定聘请十五人为研究教授。他们是：汪敬熙(心理学)、王守竞(物理学)、曾昭抡(化学)、刘树杞(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刘志扬(法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文学)、刘复(文学)、陈受颐(史学)、徐志摩(文学)、汤用彤(哲学)。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胡适对蒋梦麟有过这样的评价：“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蒋复璁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46页)。专门收集学者趣闻轶事的《学林散叶》有类似记录：“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学林散叶》第3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除了“抗战中”三字尚可存疑外，其他内容无大出入。另外陈雪屏也说，“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第11页)难怪胡适要说，蒋梦麟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理想的校长。

　　5、大学与抗战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页)

　　另外，曾经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陶希圣回忆说，当时北大“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第10页)北平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是这样换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为此，蒋梦麟一方面组织广大师生南下，一方面嘱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留下来照料北大，这四人被称为“留平四教授”。谙熟中国历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给蒋梦麟带话：“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蒋梦麟年表》，《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入狱，曾希望蒋梦麟出庭作证。蒋也有此打算，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蒋梦麟的纯正厚道是大家公认的。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梦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不过，在大是大非上，蒋梦麟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叶公超还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39页)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28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苦的精神令人感动。费正清在战前就是与蒋廷黻和梁思成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战争中他再度来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便想通过官方渠道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于是，一个叫做“中国救济联合会”的组织于1943年秋开始实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以500-1000美元的现款帮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声望的学者去美国访问。“然而蒋介石获悉这一计划后，大概是以中国学者不应接受美国施舍为由，实际上予以否决了。”(《费正清看中国》第87页，1995年版)

　　费正清认为，这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5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状况，蒋梦麟非常担忧。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他还说：“当蒋梦麟博士向联大教授们宣布美国联合援华会支援中国高校教授生活费用计划不能实施时，遭到了听众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鉴于‘租借法案’和他们自己的极端贫困，接受美国援助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他煞费苦心，竭尽全力阻止教授们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同上，第271页)

　　这些话既表现出蒋梦麟睿智，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无奈。也许正因为这种无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学校之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