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第十跳”新生代农民工该谁关心

　　21日凌晨4时30分左右，21岁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男员工南某从F4栋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在中国大陆拥有80万员工、世界规模最大代工企业之一的富士康，今年以来已经有10名员工坠楼，结果8死2伤。这些坠楼者几乎全都是17-23岁之间的年轻人。
　　现场
　　上完夜班的员工议论纷纷
　　记者昨天一早接到报料后，马上赶到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北大门。只见门口有多名保安在把守，不让外人进入。一辆警车快速驶进厂区，油松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勘察。在工厂区大门口，不少刚上完夜班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都在议论纷纷。
　　在门口记者询问了多名员工，他们都知道凌晨有人从F4栋宿舍楼跳楼了。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男员工，从楼顶跳下后被公司派车紧急送往龙华人民医院了。有和死者南某同住一栋宿舍的员工称，听说南某上夜班，工作压力较大，他曾和一名上级吵架，后来想不开寻短见。
　　这些员工说，公司员工薪资不低，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也不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但是，工厂的管理比较严格，员工大多数是计件算工资的，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一定的工作压力。厂区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员工今年以来接连发生此类事件，公司为缓和员工紧张情绪，为他们解压，特别组织了KTV唱歌比赛。目前，园区里要求各个单位检查楼顶、做好安全检查等。
　　情况
　　自杀前没有留下遗书
　　据宝安警方称，死者南某，今年21岁，湖北黄冈人。凌晨4时30分，他独自一人攀爬到F4楼的楼顶，然后跳下。据勘察，现场没有打斗等可疑的痕迹，已初步认定为自杀。由于他在自杀前没有留下遗书，因此不清楚死亡原因。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龙华人民医院。据医院办公室一名负责人称，凌晨4时50分，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用车送来一名员工，医院检查发现，他因头部重创、伤势过重已经死亡，死者的尸体目前还放在龙华人民医院的太平间。
　　记者致电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负责新闻发布的相关工作人员，他称目前公司对此事正在处理中，不方便透露更多情况。
　　知情者说
　　死者跳楼前曾接受心理辅导
　　死者的老乡南环说，南某是富士康的一名物流职员，一个月工资大概1000多至2000元。20日晚8点，南某曾对他说手机被人抢了，心情很低落，手头也没什么钱了，当晚不打算回宿舍。
　　南某的同事说，南某表面上很开朗，但脾气暴躁，性格容易冲动。在事发的前几天，南某的“课长”及工友已经发现了他的异常行为。事发前一天，南某的“课长”及几个同事曾带他到富士康的员工关爱中心进行过心理辅导。
　　应对
　　政府调查组日前进入富士康
　　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连跳事件”，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入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设“请帮我帮我”热线处理求助
　　听到第十跳的消息，有富士康员工对此表示并不意外，因为工厂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问题，目前在做的这些心理关爱工作并不能满足员工的真正要求。19岁的湖北籍员工潘凌风说，整天都在做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工作辛苦只是压力的一个方面，辛苦而没有回报才是最重要的方面，物质的需求和心理的需求都没有得到补偿。
　　富士康科技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富士康和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宁医院)展开合作项目，请医院专家按照国家标准来给企业的100名工作人员授课，今年5月底这些人会参加国家考试，通过后就可以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的三级证书，专职来帮助企业有心理问题和精神困惑的员工。
　　为缓解员工心理压力，富士康在今年4月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热线负责人刘清告诉记者，员工出现心理问题，或者遇到困难需要求助，管理者发现下属有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关爱热线收集到相关信息后，将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由他们按照轻重缓急予以处理。成立3周以来，关爱热线共接受处理信息710条，其中声称要自杀的有16条。
　　富士康心理咨询师冯诗婷从事该项工作已经半年时间，她说，到现在来她这里咨询的员工案例大约有几十个，员工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情感问题和工作问题，比如男女朋友分手、线长不让加班等，明显感觉这些80后、90后“心理承受能力要小一些”。
　　针对员工工作、生活、交友、情感、心理等异常状况，富士康设立有奖通报热线。基层主管、宿舍管理员及室友如果发现同事或者室友有异常言行，只要向企业管理部门通报，就可以获得至少200元的奖励，富士康认为这种做法将激励员工之间的相互关心。
　　■据新华社、《深圳特区报》
　　调查
　　网民自发调查团称第十跳有预报
　　21日清晨，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10个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８死２伤。据自发组织人去富士康调查的网民朱光兵说，让他感到很惊讶的是，20日晚上就有内部员工报料称当晚可能出事，有人又要跳楼。
　　朱光兵告诉记者，他本身也是一名打工者，现在某企业做人事方面的工作。当富士康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时，他认为“仅凭富士康单方面的声明是无法完全解开‘九连跳’背后的迷局”，于是17日在“天涯杂谈”以“最后一只西地兰”的网名发布了帖子，打算招募志愿者打入富士康内部，“发现和找寻事件的真正起因，从而避免下一个十连跳的发生”。没想到正在调查期间，第十跳就发生了。
　　在这个帖子里，朱光兵希望招募到心理干预、劳动法规、劳工沟通、后勤和工作条件巡查4个小组共计20名志愿者，其中后两个小组成员要求是普通在外打工者，因为这样好以招聘的方式进入富士康。“志愿者中有两人中途退出, 一个是因为公司打电话有事, 另一个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报名的很多，最后实际来了12个，8个在外面，4个在厂里面。招募来的网友已经成功应聘进了工厂，现在我们最缺乏的是心理干预方面的专家志愿者。”
　　据朱光兵介绍，他曾在19日早上遇到一个去富士康应聘的毕业生，对方表示听说过富士康跳楼的事情，但并不影响他去面试的心情，原因是这里开出的月薪比别的地方高出1000元左右。连续几天每天都能看到前来应聘的年轻人，而工厂内部的大部分员工对于近来发生的一系列跳楼事件也表现得比较冷漠，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针对富士康方面发言人称“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朱光兵反驳道：不要光说进来的，怎么不说每天流失了多少呢？要没有那么多人走，需要招这么多人吗？他表示，作为一家在当地很有影响的企业，富士康确实掩盖了很多东西，比如保安打人现象。他同时也注意到，连续跳楼或与心理暗示有关。“本来一些人也具备了类似的条件，发现能获得赔偿和关注，说不定就跟着跳了。”
　　朱光兵表示，对于他们这个民间组织的网友观察团，富士康方面似乎并不欢迎。正面接触被总机挡驾，两次传真和电话都没人搭理。而他本人还曾接到两个陌生电话的威胁恐吓。“我们开始打算在调查完毕后形成一个报告，现在决定做连续性报告，最早下周会有第一份报告出来。”
　　■文/本报记者 周春林
　　观点
　　学者亲属呼吁
　　深入调查真相
　　昨天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临晖、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以及坠楼身亡员工马向前的姐姐马慧做客某门户网站，就富士康连发坠楼事件展开交流探讨。
　　在富士康连续发生员工坠楼事件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18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卢强调，需要反思牺牲人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解决劳资关系不平衡的问题。
　　卢临晖说，希望社会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杀，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将近一亿人在城市的生活、工作问题。他认为，在农民工的制度设计中，这些人不被当工人看，不给他们长期生活的可能性。农民工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一些政策性的保障，来解决他们的工作障碍。另外一方面呼吁企业给工人一个有尊严的工资，为他提供在城市生活的物质条件。他建议富士康应该开放给社会人士、专业机构对他们的管理制度、工厂文化、工人环境进行一些研究。
　　胡星斗说，富士康有几十万工人，如何更有效地去了解大家精神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心理方面有哪些障碍，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关怀组织，如工会、各种NGO组织参与进来。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更多地去关怀底层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参与管理的权利。他同时表示，希望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能对富士康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对事件中的疑点和网络传言所述情况展开独立而深入的调查。
　　马慧觉得，富士康的管理看上去挺规范的，但“进去之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她说，里面工人就像机器一样，有很多工人站在那里操作的时候只站在那里，非常辛苦，而且基层的干部对这些工人态度很恶劣，经常是辱骂员工。“他们自身，作为一个工人没有尊严”。对于他弟弟的死因是否是自杀，她表示存有很多疑义。
　　卢临晖总结表示，富士康这样实力雄厚的企业，仍然在执行最低工资，这背后反映的是劳资关系不均衡。工人在工资如何定价方面没有声音，只能用脚投票。“富士康这个事件足够引起整个社会来反思，我们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应当需要怎样的企业。”
　　■文/本报记者 周春林
　　应重视连跳事件
　　的精神障碍问题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昨天告诉记者，应该重视连跳事件中当事人的精神障碍问题，并对潜在的高危人士进行积极干预。
　　肖水源说，不能把连跳简单归纳为“传染性趋势”，而是一个人自杀了，与他情况类似的人也把自杀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模仿。根据富士康提供的案例报告，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里面有明显的症状。“国内三分之二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国外这个比例更高，大约90%。”
　　肖水源同时认为，富士康员工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即使有倾诉的主观愿望也没地方讲，很难形成员工之间互相支持的社会网络。“宿舍里的人都相互不认识，要去外边又那么远。因此当员工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甚至有自杀倾向时，很难发现并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肖水源并不认为连跳事件与当事人多为80后、90后年轻人有直接关系，但他认为这部分人承受压力的能力要差一些。“你想想，一个农民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考进那么大的厂，培训时间也不长，就要面对流水线，连我去都有压力。”但他不希望媒体将焦点集中在管理带来的压力大问题上，因为“哪里没有压力？这样的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地区引发更多的效仿”。
　　对于富士康最近采取的解决员工心理健康的一些措施，肖水源表示值得肯定，但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可以聘请精神病学和自杀预防专家对企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和督导等。而当前有效的干预手段则是对潜在精神障碍的高危人士进行排查，“尽管这样做对于有太多员工的企业来讲太难了。”
　　■文/本报记者 周春林
　　■供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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