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 政府干预不能虚应故事

　　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正如人们所担忧和预料的那样，富士康再次发生悲剧性事件。5月21日清晨，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名年轻的员工坠楼身亡，死亡原因尚未有结论。据不完全统计，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发生在富士康这家大型加工企业的“第十跳”，这些坠楼事件共造成了8死2伤的后果。富士康于是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
　　就在“第十跳”曝出之前，富士康已经丑闻缠身。除了之前发生的多起员工跳楼事件之外，富士康北京公司保安围殴员工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新华社也揭开了富士康廊坊公司童工非正常死亡却被隐瞒的真相。从诸多新闻线索看，富士康集团所属的多家企业都存在苛刻对待员工、对社会封堵真相、员工福利和生命堪忧的问题。这印证了人们的一个模糊判断：富士康之所以出现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并非像富士康管理层所说的那样是“社会问题”。在富士康内部，劳工的权益、尊严、幸福乃至生命安全保障，显然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富士康是一家特殊的企业。其特殊性首先在于其封闭性，大多数新闻报道都指出，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富士康的围墙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员工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痛苦境遇，外界始终知之甚少。富士康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一家超大型的台资加工企业，是地方利税大户。虽然没有明显的线索表明，富士康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唇齿相依”的关系，但地方政府对富士康悲剧的“低调处理”，却被普遍看成是一种变相的袒护。从富士康廊坊公司封堵新闻的手法看，他们在操纵政府部门和少数官员方面显然也很有心得。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局面，外界对富士康的批评有如潮水汹涌，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却动作迟缓，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凋亡。
　　当然，政府对富士康的企业病也并非置之不理。深圳市总工会在富士康有派出机构，每次悲剧发生，人们总能在善后的阵容里看到工会人员的身影。2009年7月“孙丹勇事件”之后，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人员开展调查，但其调查结果却始终未向外界公布。颇为讽刺的是，就在“第十跳”发生之前，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孙铭前往富士康调查跳楼问题，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仿佛是一种“呼应”，副市长调查的新闻刚刚传出，坠楼的声音就已经响起。地方政府和工会对富士康的干预不仅过于迟缓，也缺乏必要的力度，更没有与社会对接的透明度可言。说它是杯水车薪和虚应故事，恐怕并不为过。
　　政府如何对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实施干预，我们可能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法国电信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借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法国电信在18个月时间里接连发生了20多起员工自杀的事件，一时在法国引起了公愤。工会组织公开谴责，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过问此事，导致该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辞职。会晤法国电信高层的政府官员不是巴黎的警察局长，而是法国劳工部长达尔科。劳工部在发现法国电信员工自杀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之后，建议检察机关开展正式的司法调查。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法国电信不得不推迟部分重组计划，采取措施减轻员工的压力。
　　作为欧洲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法国电信的经济地位恐怕远远高于富士康。像富士康一样，法国电信一开始也给企业的悲剧寻找种种借口，甚至把自杀频发归咎于黑莓手机带来的“电邮压力”。但在生命至上的观念面前，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敢于给法国电信提供任何形式的“庇护”。它必须接受社会的追问和监督，甚至还要有人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富士康一直在努力洗脱“血汗工厂”的恶名，但公众舆论对富士康的质疑却从未停止过。坠楼事件频发之后，痛切的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在富士康方面，虽然企业高管多次向社会表白在改善职工待遇、加强心理救助的努力，但仍然未能阻止“九连跳”、“十连跳”的发生。在社会方面，政府对富士康的干预起步太慢、层级太低，且缺乏实质性，与公众的关切和期待很不相称。不能不说，发生在富士康的“十连跳”悲剧，已经成为全社会都必须投以关切的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