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归侨的下场

据侨联网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伊始至一九五五年，共有十八万各种成份的华侨回到大陆，这些人有回来求学的青年，也有一部分是被统战成功的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鲜为人知的特殊华侨：他们不是自愿或不明真相被骗回来的正式华侨，他们是马共、泰共、印共等十几国的党员，被所在国驱逐出境。
　　
　　笔者生于华侨家庭，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归侨的圈子里，经常接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后代，现将所知的情况写出来。
　　
　　被遣返的特殊华侨
　　
　　泰共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根据地，毛泽东对泰国共产党说，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一九九六年，我所认识的一个泰共的女儿潘立莎，向我介绍在泰国搞暗杀的规矩：凡事成之后，要在死者的鞋里放些钱，以免冤魂找上身。并回忆他们一家和其他泰共，于一九五三年被泰国警察押送出公海遣返大陆时，还引吭高歌"我的祖国"......。缅共的残暴也是他们的亲人无意透露的，一九八六年，前来广州生产的缅共妻子李氏，当说到其夫性情暴烈时，小声说其在缅甸时，那些缅共将俘虏的脑浆就着酒食。
　　
　　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三零年四月，日本投降后马共欲推翻英国建立的"马来亚联合邦"，英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把抓捕的马共关押在吉隆玻集中营，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其中的华侨分三十八批遣送回大陆。第一批遣送时，广州尚在国民政府手里，在汕头港下船后，有些马共直接上福建战场。每次船（批）遣返的人数在五百到六百人之间，总共约有二万一千多（含家属）的马共被遣回大陆。这些被遣返的特殊华侨，其中一些被认为有培养价值的人，则集中在广东省著名侨乡台山市台城草朗街的学习班（即今天的敬修中学校址内），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分三个月和六个月或一年的学时。我的一个朋友陈发云，其父是马共，一九五四年全家被遣送时他才十六岁，被认为有培养价值，送进了"小鬼班"洗脑。而级别较高的骨干再经短期培训后安排在省侨委安置处，继续作统战。那些级别较低或无职无权的人，就回去农村老家，或由省侨委派人领他们到各地开垦土地，成立华侨农场。
　　
　　一九六零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越战前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大排华，尤其印尼总统苏加诺频布四号法令，关闭所有的华人学校等一切有关组织，规定留下的华人必须入当地籍。
　　
　　先以我家为例，看看归国华侨的遭遇。
　　
　　我祖父母于民国三十年代初，南下印尼国加里曼丹岛的打拉根谋生，父亲出生于当地。祖父从事广东传统饮食业（烧腊），祖母则在家从事裁缝，回国时还将这台荷兰产的台式手动缝纫机带回国。经历过荷兰时代、日据时代和印尼独立，祖父于五十年代末弃世。祖母经常提起在荷兰时代的一件事，因她的山芭养了很多鸡，故有很多蛋出售，但荷兰人较讲究，提出只有给母鸡喂玉米的蛋，这样的蛋黄才够黄，他们才会订购。由于祖母能干，姑妈和父亲都上过学。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我父亲梳美式飞行员的款式"飞机头"，衣着光鲜，脚下的皮鞋鋥亮。我记得他的中学毕业照，男的一律着短衬衫束中裤，女的短衬衫束裙子，毕业生每人手握毕业证在胸前。祖母说，那时白天做事，晚上外出看戏或约人打牌九，看了戏若还意犹未尽，还可接着看第二场。
　　
　　这种平静的生活只维持到1960年，当时正是中国三年大跃进时，电影" 祖国的花朵"上演及其动人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迷住了许多华侨，特别是反映潮汕青年技工学校毕业后过上美好生活的电影《乘风破浪》来此上映，许多华侨更是心潮澎湃，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情无法形容，因为这里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籍的。
　　
　　当时我祖母有个从事远航职业的胞兄，因其有机会走遍世界，了解中国大陆正在闹饥荒，这时他的船正好过来停泊补给，他来见我祖母时，再三告诫她不要回国，因大陆没得吃。这时客籍中华工会的陈建（音），闻讯后立即宣传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好，经不住他的游说，我祖母和父亲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登上了中共从香港租来的"美上美"号船，途中在工作人员的带动下高唱《社会主义好》和《歌唱祖国》，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来到了既莫生又向往的所谓人间天堂--中国大陆。
　　
　　祖母他们在广州黄埔港下船，出来时见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在两边迎接，心生疑惑，出马路见一群妇女担着尿桶走而手里抓着甘蔗吃，觉得不可思议，又见街边人吃饭只有不见油星的莙荙菜（广东人叫猪毑菜），我祖母这时就流泪了。当时广州设有三个接待站，我祖母他们被送到接侨二站（现改称粤侨酒店），一星期后送到陆丰华侨农场四区，开始了苦难的后半生。
　　
　　而我外婆在回国前到移民局签证时，警官好意的提醒她：不好回国，那里黄豆都没得吃。但这时外婆已喝了迷魂汤，听不进劝告了，带着十二个孩子也回大陆了。另一友人余蓉等一批柬埔寨华侨，听信了中华工会的人鼓动：回国可照开咖啡厅，想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于1961年收拾家当，自费从柬埔寨飞回国，到广州后申请留下开店，不获准许，被发配到陆丰华侨农场劳动，那些带回的准备开咖啡厅用的黄油，只好用来擦蕃薯了。
　　
　　成批的华侨回国后，多数在省侨委的安置下被送到各省的华侨农场垦荒作业。大陆公布现有84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吉林等五省，人口约25万人。这些人到华侨农场后命运如何呢?
　　
　　陆丰华侨农场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当时的场部设在一区，隶属省侨委，性质是国营农场，当年被遣返的二十七个马共来到这里开场，场人称"二十七把锄头"。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祖母下到农场后，被安置在四区，虽然年已五十五岁，也作为建筑队队员，到离住处约三公里的石鼓山，破土断木，垦荒筑建。祖母担石挑水，月工资 12元。我父亲开始到附近的南塘小镇变卖家当。我家有辆28寸德国产的自行车，我父亲将车灯拆卸后带去南塘换粮食，后来就卖首饰，一钱金器只有人民币二十几块，最后家里仅存一块瑞士产的"梅花"表。一些人没有东西可卖，就趁夜色降临时到地里偷蕃薯，农场种有多种经济植物，因季节不同可偷青爪或花生等，这在农场是见怪不怪。
　　
　　记得有一天早上，妈喊了我半天，见我不能起床，急忙送我到医院，医生检查时问我吃了什么，我说吃了家里的半瓶钙片，因为找不到东西吃。爸妈白天上工，晚上经常加班但没有加班费。他们上工前要听指导员读报，放工后回家还要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革命歌曲。这种喇叭安在每排住家的第一间，早中晚播放，不管你愿不愿听都得听。父亲虽然开机床，但也只有二十几元的工资，以至他想镶牙都没钱。后来一位从附近东港镇来的牙医上门兜生意，检查祖母和父亲的口腔后，提出用我祖母嘴里的二只金牙抵我父亲镶牙用的工料费，我祖母的金牙是在印尼镶的，成色好，但为了父亲能够装上牙，只好同意了。但因牙医偷工减料，我父亲的几只牙镶好后没多久就发黑，他一气之下扔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提镶牙的事了。平时放学后我常到附近捡废铁换零钱，帮祖母找草烧饭，星期天还常和父亲去捕鱼。一次父亲骑单车载着我去给弟弟抓几味中药，抓好药后已是中午，我告诉父亲很饿，父亲仅买二只香蕉给我，来回几十公里，他自己空着肚子骑车回来。
　　
　　当时在华侨农场上小学时，每星期都有所谓的劳动课，一年级要到水稻田里捉害虫，记得有个同学因此引发皮炎还住了院。二年级种甘蔗、茶叶，记得在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们把作肥料的花生渣饼用手放在从厕所打上来的粪便里，然后再用手捞起来放在已挖好的茶树间的小洞里，这小洞也要我们只有十岁小学生挖。茶季时，上学前规定每人要摘五斤茶叶才可进课堂。祖母见我常扛着锄头上学，叹气说：人还没锄头高，做什么工？
　　
　　我有一个朋友温彩虹，外婆从印尼回来也住在陆丰华侨农场四区，接到另一个女儿口口声声要回国的信，心想可不能回来受罪，但又不能明说回来是如何的苦，想了一个妙招：她本人站在田基上，肩上扛着平时上工用的锄头，手里提着畚箕，请人照下这张像，与信一起寄出，女儿收到信后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立即打断了回国的念头。
　　
　　文革末期，父亲收到在香港的我舅公二女儿的信，约他到广州市华侨大厦见面(外出须到保卫科登记)，从广州回来后说，只准在大厅会面。父亲这次带回很多东西：黑人牙膏、中间带一粒红枣的年糕、水果糖、包装精致的麦片及衣服，令亲友及小同学羡慕不已。
　　
　　收缴护照不让归侨回返
　　
　　二零零四春节我到香港旅游，给舅公的二女儿拜年时，她不解的说，叫你们（指我祖母和先父）不要回国，你们偏要回国，回到大陆受了苦叫你们出来（指来港）你们又不出来！
　　
　　我姑丈一九六零年从印尼回到广西自治区来宾县华侨农场，公安局趁他做工未归，找其年老的舅父骗说帮他保管护照。等一年签证期快到时，不见其归还，我姑父找他们要，他们赖说已交到南宁市省公安厅，我姑丈只好赶到南宁，他们又推说已退回柳州地区公安局了。等护照的签证过了三天，公安局的人就说找到了。就这样，他在大陆受了十八年的罪。另一位远亲于一九六六年从老挝回广州，时年十七岁，求学于广州天河区瘦狗岭的华侨补习学校，上学不久校保卫科找藉口将其护照拿走，亲戚久不见归还，上门讨要，保卫科诈称已上缴到五山街派出所，他又向五山派出所索回，而他们却说保卫科并没交上来，双方互相有意推诿。文革中期，他被下放至广州花县华侨农场，他想让家人了解国内动乱情况，在信中附剪报邮寄回老挝，被截到后遭戴帽批斗和监督劳动，失去了自由。到文革结束时，长期超体力劳动使他背已驼，患上了哮喘及治不好的风湿，没有人愿意嫁他，令人见了不胜唏嘘。
　　
　　陆丰华侨农场有一位从越南西贡回来的关老师，文革时她因对人说以前在西贡时，每天早晨喝一大杯法国维希矿泉水而遭批斗。遣返到广州花县华侨农场的马共方清，在治保主任陈怀远（音）的纵容下，被红卫兵活活吊死在大树下，舌头伸出很长。另一位马共李克明被说成叛徒，在批斗会上被其女儿用鞋子打嘴巴，叫他坦白。在基建队的一个胡姓泰共，则遭监督劳动，每天早上七点，由两个人带他到工地舂砖，累的得痨病，靠在香港的亲人买药治疗。还有一位三区刘万学（音）的妻子，因被指"日本特务"上吊自杀，丈夫在书店工作。有一天放学时下雨，我在半路冲进书店歇脚，他和我说了一大通革命理论，我不解的想：他妻子刚被迫害死，怎么还这么红？
　　
　　偷渡香港 几多冤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大陆人逃奔香港，据近两年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显示，仅在一九六二年，就有十多万人涌入宝安县（现深圳），六万多人偷渡出境，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一九六一年后的三年间，有近十六万人由内地偷渡到香港。到七十年代，又有众多无法返城的知青逃港，两广乃至后期远在海南省的建设兵团，成群结队的涌到香港边界。
　　
　　当时有四条路可过香港：一是水路，即从现在深圳特区华侨城的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至蛇口一带，趁海水落潮的夜晚下海游过对岸。能游过去的算幸运儿，而有的人因体力不支或被边防军开枪击中的就永远没消息了。七十年代初，陆丰华侨农场四区五队的黄亚光与友结伴从水路偷渡，迄今音讯全无，一起游泳的朋友说当时一个浪头打过来，他就再也没浮起来了。深圳河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冤魂，不得而知；二是走梧桐山脚下的深圳水库，当时是定时通过涵管将东江水供给香港，可以在还没放水的空挡走涵管过境，有人因没算好时间或水库提前放水，就被水冲走成了冤鬼；三是到沙头角，走旱路的人事先备好一个塑胶布和蚊帐，以作途中宿林时用，经济好的带油性大的鸡仔饼，没有条件的吃番薯。到了沙头角的中英边界，为避开边防军狼狗的追捕，只能趁夜色降临时摸到铁丝网边，铁丝网足有三四米高，顶部有锋利的铁钩，为避免翻网时刺伤小腹，脱下鞋往小腹处一插，双手抓紧铁丝网赶快往上爬，爬上去再一跳，就是香港界了。过到香港后，还需要有地方落脚拿身份，有的女青年为了留下来，只好嫁给香港警察做太太；四是搭渔民船，这样走的花钱最多，但风险小，若事不成功，递解回来要受到处分，男的剃光头，女的刮眉毛，再送劳教，家属都跟着受牵连。
　　
　　上小学二、三年级时，蒋介石尚在人世，祖母叮嘱我们：共产党的任何组织都不要参加，蒋介石定会回来清算共产党的，到时按册点名收杀。父亲不信，我却记在心里，但不解。现在才明白老人家几十年来相信善恶有报，在那种疯狂的年代，她还有清醒的头脑。祖母六十年代就鼓励父亲走难香港，到八十年代中期终于申请出港，二○○○年时，她在梦中静静离世，积润九十八。
　　
　　一九七八年越战开始时，中共的传单大量的向越侨散发，称回国后年青人想上大学就上大学，不想去的可拿钱。一批批越侨通过广西友谊关和云南省的河口涌进国内。来到大陆后，社会制度及生活条件让人无法呆下来，特别是从西贡回来的。八十年代初他们变卖手上的黄金及农场分配的棉被，合伙购置船只，从广西的北海和企沙码头，或广东的珠海和湛江等地，上船驶出公海，投奔西方自由国家。现在夏威夷的我的一个朋友家森，家人在公海遇风浪翻船，父亲及妹妹失救，只有弟弟被苏联船捞起。有多少越侨葬身鱼腹，谁也说不清。
　　
　　海南省兴隆华侨农场有一对夫妇，因退休金接济不上，俩人一起寻了短。我们农场的一个马共蔡一华，五十年代初从新加坡回来，虽有几十年的工龄，才有几百元的退休金，儿子又失业，当年车祸做手术时留在腿上牵引用的钢钉都没钱取出来，电灯也舍不得开，只好点煤油灯，媳妇受不了这种清苦的生活，带着小孩跑了。
　　
　　我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穷源溯流，希望我们的华人或华侨，通过归国华侨的遭遇，从中吸取教训，明明白白的爱国，免使同样的悲剧再发生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