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 2

山寨机只是这个事情的开端，更有意思的则是“山寨”这个词汇在诸多文化领域的迅速扩散。中国言论界的大多数观点强调，这是对“山寨”的误读和滥用。但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这种误读，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动力。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愿意滥用“山寨”，欣然选择用“ 山寨”这一符号去标示各种文化客体。我所在大学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 Professor Wu 认为：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

这样看来，我很难向tom解释清楚什么是山寨，因为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 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

中国的思想界往往对山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北京的一位媒体评论家韩浩月将山寨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说，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而在我看来，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体现的是对原始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和iOrgane手机无疑是对苹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拟，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台是对cctv这个国家电视台及其制作的节目崇拜和模拟(央视的说法证实了这种判断，央视春晚总策划秦新民上个月对中国媒体说，他们闹就闹去吧，现在想借央视出名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一一回应)，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租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南京一家房地产商开发的山寨一条街上店面分别冠以“哈根波斯”、“必胜糊”、“巴克星”、“KFG”等标志，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模仿的是哈根达斯，必胜客，星巴克，KFC，而这些餐饮消费在今日中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娱乐领域，山寨明星单靠与港台明星之间长相上的近似就可以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获得很高的人气和收入。而这种明星崇拜背后，是对香港和台湾所代表的“南方发达地区”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比今日更加明显。以拍摄底层人生活而著名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他的作品《站台》中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北方小县城中一个文艺团体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巡游演出中，靠声称自己的艺人是刚从香港归来的著名歌星来招揽人气，从服装到演出形式内容也是完全的港台化。这种山寨文艺团体在今日中国还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地区。

山寨文本生产和消费再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再现了在主流文化和经济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求。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非城市人口(译注：应该指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唤寻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笑，被标识为“土”(译注：原文boor)，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国家仪式的CCTV春节晚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当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被称作“东方卓别林”的中国笑星赵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剧，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宋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赵本山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的喜爱说明了这种新的霸权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牢固，虽然在30年前的中国，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中，贫下中农(译注：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曾经是这个国家成分最尊贵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