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叫李春堂,爷爷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父亲李绍席。我生于1890年，现年119岁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您好；
我原名叫李春堂,爷爷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父亲李绍席。我生于1890年，现年119岁，现住北京市朝阳区齐家园外交公寓.我家是个大家庭,由于民族资产的事,搞得我家四分五裂。到北京身份公开后，部分亲人和同事才陆续找到了。我热爱这个国家，拥护这届爱民政府，所以，我到北京找政府申报民族资产。
我曾用名李烈均、李政侠，孙科李君（我是孙中山义子）、管库用名李玉龙。我二哥叫李烈钧，是孙中山革命追随者，也叫孙科李信，也是民族资产的管理者。我排行老三，他用“钧”字，我用“均”字。
我二哥为了掩护我，于1991年1月被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折磨致死，现在尸体没有下葬，由我安排人员在保管。同时还保管着1990年2月被陈忠真和养孙黄汉德合谋毒死我夫人陈玉珍的尸体。
民国藏宝又称“303工程”,国共两党于1947年在江西省白公庙召开36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我主持会议，中共有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会议决定由我和张治中任“303工程”总指挥，陈立夫是副总指挥（见附件一）。
我是八大地库总管，总管用名李玉龙。“303工程”领导还健在的还有原桂系军长、上将，黄兴之子黄绍竑，隐藏名邓翼鹏。我的老部下陈湘（原民国师长）。广西的江小龙（原民国师长）。十七要员找到有李德衡，隐藏名曹亚民、方正武。我妹妹李桂花和潘美英（见附件二）。李桂花派代表程家祯来京申报。我们管理着数额巨大的黄金、白金、珠宝、白银、美元和海外存款。都是当年我亲手办的。我愿意配合国家清理好国内外资产，上交国家，为强我中华服务。
1933年,我亲自存入美国花旗银行的3690亿美元，存款的正副本在我手上，存款人是我的原名李春堂。1934年又以我夫人陈玉祯的名义存入汇丰银行4690亿美元。（见附件三）。
1957年，周总理派周文（李子中，李济森孙子）从缅甸接我回国（从美国回来）。在中南海,周总理给我起的名字叫李政侠，根据周总理的请求，我以李政侠名义在中国人民银行存款8740亿人民币，支持了中国国家建设。这笔存款我愿上交国家财政。
还有陈玉祯和李烈钧多笔在海外存款，美国政府和花旗银行有5.5万亿美金存款(不完全统计)，还有英国渣打、汇丰等银行1.5存款。
这些都是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遗留的资产，在国外已增值数百年，变成了巨额资产。乾隆年间由陈家洛成立红花会统管，清代后期我爷爷李鸿章任红花会会长管理这些资产，后又传给孙中山，又由孙中山传给我们哥俩，我成立梅花协会管理这些资产（见附件四）。
由于我过着隐居生活，多次被公安人员追捕，被公安人员收走许多物证。特别是我二哥李烈钧被折磨至死，我夫人陈玉珍被陈忠真和黄汉德毒死，抢劫了许多凭证，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还私分库存财产。（见附件五）。
由于上述原因，给我向国家申报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请求国家立即成立专案组，把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予以严惩。
由于与国外签定合约时使用的是“国际梅协总部”名称，为了讨要债务不被赖账者“扯皮”，建议恢复“国际梅协总部”名称，原有公章钢印还在。
由于历史复杂，申报难免有不祥之处，请见面研讨时再说明。

希望胡锦涛主席及时看到该帖，并祝福他早日成为创意安天注册会员。

国民党将领（1907－2001）号念观。陆军中将。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又说为27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文强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1925年夏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为同班同学，而毛泽覃则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

　　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而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

　　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9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1927年3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

　　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

　　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加入军统，并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期间拒绝了中共要求其再回去的说词。

　　抗战胜利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文强为中将。

　　1932年，文强当了小学教员。1935年，文强经人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这个学校实际是国民党军统控制，主要用来培训军统骨干的。不久，文强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

　　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文强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强]




　　文强被俘后，补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太有个性了。后来杜聿明获得特赦，在会见周恩来时，周就作自我检讨，说老师没教好，让你们走错了路。

　　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