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张宏杰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柴静认为这是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二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 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三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四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