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禁止子孙对日动武？

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也一度想东征日本，但是他并没有和元世祖忽必烈那样采取行动，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为什么想要东征日本？又为什么不仅不采取行动，而且最终在临死前立下遗嘱，禁止他的子孙进攻日本等岛国及边远小国？

　　朱元璋立国未稳就遭遇倭寇的侵犯

　　整个明代的中日关系主要是围绕倭寇、朝贡和抗倭援朝这三件大事展开的。其中，倭寇最让明朝政府和百姓头疼，从朱元璋（1328—1398）建立明朝开始，倭寇就来骚扰，几乎与明朝的存亡相始终。实际上它不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而是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际问题。

　　洪武元年（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登基称帝建立明朝，东亚呈现一超多强的局势。踌躇满志的洪武皇帝作为超级大国的元首像所有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不仅要做中华之君，而且要做天下之主，追求万邦来朝的荣耀，希望重建华夷秩序，然而一开始只有少数东南亚小国“朝贡如故”。朱元璋感觉有必要通知日本、朝鲜等“四夷的君长”赶快来向自己朝贡，尊重他的威望。按照惯例朱元璋当年十一月就派杨载等为使节出使日本，但日本人没有理睬他，反而在第二年（1369年）一月，就有倭寇到中国的山东等地区骚扰，越来越傲慢起来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实际上，倭寇早在朱元璋登基以前就和东南沿海的元末起义军方国珍、张士诚余部相勾结，等于是公开与朱元璋皇帝为敌了，此时的朱元璋如何能忍？忍气吞声岂不是示弱？

　　“日本国王”杀了朱元璋的招抚使节

　　虽然接到倭寇侵犯的报告后，朱元璋怒发冲冠，为杜绝倭害，有派兵征讨日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刚刚建立需要休养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势力还比较强大，他感觉还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于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认为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应该说是九州岛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许，所以决定遣使直接和日本国王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使杨载等七人终于出发，直指日本，“诘以入寇之故”，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倭寇。实际上，倭寇在东亚的出现，日本政府（包括将军幕府和地方大名各级政权）是有责任的，日本海盗船队之所以像欧洲英国的海盗船队一样，自13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朝鲜东西海岸等东亚海域横行，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倭寇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对于中朝的追究矢口否认，避免承担责任，甚至以邻为壑，转移祸水。

　　历史进入14世纪，日本人在与中国明朝的交往中也不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自信和自强，甚至有些狂妄自大。明使一开始到达的是日本九州岛，当时怀良亲王（《明史·日本传》写作“良怀”）割据九州岛，多疑的亲王把他们当做元朝人，以为蒙古人又要来入侵。以为先下国书，不过是先礼后兵，因为国书中所看到的又多是一些具有威胁性的言辞，如：

　　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论倭兵入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盗，朕当命舟师扬幡（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朱元璋作为中华帝王口气很大，而怀良亲王的胆子也不小，不仅没有被这些话吓唬住，而且拒绝接受国书，将杨载一行七人斩首五人，只留下杨载、吴文华两人，拘留3个月后才释放。不久，倭寇“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此举让朱元璋感觉非常生气，不过他依然能保持冷静，没有放弃外交手段，对于“招抚”日本没有死心，不相信日本人会继续对抗下去。

　　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再派莱州府同知赵秩等前往日本递送诏书，通知日本来朝贡并责备其约束倭寇的侵扰，这次国书的口气更强硬。明言日本“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尔”。

　　明朝使者这次还是先到了九州岛，守关的拒绝他们登岸，但征西府怀良亲王还是想看看诏书，最后接纳了，亲王打开国书一看，送来诏书的是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明朝，使者又是姓赵（如同元朝）；国书一开始就是“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尔未闻，故兹昭示”等傲慢的词句，这一切都让他难以接受，还想杀明朝使者。

　　明使赵秩见此情景也豁出去了，于是泰然自若的对怀良亲王说：“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此举反让亲王冷静下来，以礼相待，才弄明白原来元明两朝早已更替。

　　朱元璋这次遣使可谓是恩威并施，虽然这次国书的火药味更浓了，但使节来日本时，送还了明朝俘虏的日本海盗、僧侣等15人。亲王因此不得不考虑改变态度，在明朝使节回国时派僧侣祖来等随归国的明使到明朝回复，但赵秩却被日本人扣押了。


日本派来答礼的都是些“和尚大使”
　　“重译海外国，贡献日赀委；

　　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

　　日本亲王派僧侣来明朝回复是日本自中唐以来逐渐膨胀的政治自尊心的结果，儒家文化重视“礼”在政治中的作用。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日使祖来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金陵，“奉表称臣，献马及方物”，并送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余人。满足了明朝对日本入贡和禁寇的两项要求。不过日本有研究者对此次上表称臣提出异议，认为最多是起草公文的僧侣（或者明朝使节）做的手脚。从日本怀良亲王的一贯态度以及此后在给朱元璋的复信中来看，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本人也认为《明史》如此记载，是给朱元璋拍马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在日本祖来到达明朝当时的国都金陵以前，朱元璋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和“日本国王”打交道，把日本九州岛征西府当做日本朝廷。在召见祖来后，方知与自己打交道的原来是南朝的亲王。后来，他又在奉天殿召见了当时挂锡在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入元僧椿庭海寿，进一步了解到怀良不是“日本国王”，所代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北朝。这一情报让朱元璋大为不满，感觉受到玩弄了。

　　于是在日本使节祖来回国时，明太祖便派嘉兴府天宁禅寺的住持祖阐和金陵瓦官教寺的住持无逸克勤同行赴日，并召见二人说：“朕三遣使于日本，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之来（使者），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即要求他们一定要会见日本天皇。日本怀良亲王不派正式官员为使节来交涉，同样，朱元璋也采取“以民促官”的方式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因“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朱元璋还特别指示二人：“旨彼佛放光，倭民大欢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经之理。”开导日本人并注意自身形象。

　　由于明使一行都是些和尚，或由于怀良亲王不在他们登陆的博多，祖阐、克勤二人果真到了京都，回国途中才访谒征西府赠送大统历及礼物。

　　此时日本政处于南北对立之中，祖阐、克勤二人的此举引起了怀良及南朝反感，结果两人被扣留了二年，1374年才得以回国，此举令朱元璋大为恼火。1376年，怀良亲王派僧人廷用文圭使明，目的不详，但可以确信让朱元璋收到了措辞不敬的难以接受的书信。

　　不过也有让朱元璋感到高兴的事，那就是许多日本僧人来中国朝拜他。朱元璋曾经接见过一些人，他们对朱元璋很尊敬，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与他们有“法缘”，有共同语言，欢喜之余还和日僧们有诗词酬答。在来明日僧中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较早。朱元璋在英武楼召请他们，并谈到徐福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漂洋过海、留日不归的传说，兴之所致，要和日本禅师绝海中津等以此话题诗歌唱和，“绝海诗早成，太祖乃和”，自然也得到很多物质奖赏，这却惹得同来的汝霖良佐嫉妒成恨，因为“霖心欲制川八”（川八乃一种诗歌体裁），却一时难就，绝海很快呈诗了，他自然不能以此向明朝皇帝邀宠了，等到他们归国的时候，汝霖良佐羡慕绝海中津的荣耀，“乞太祖宸笔，弃之海中”，以发泄不满。

　　僧侣成为外交使节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当时华夷外交通用语言是汉语，东亚地区的外交文书（国书及条约等）使用的是汉文，周边各国的僧侣尤其是日本五山僧人的汉语水平很高，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书必须依仗他们的文笔，他们自然也成为外交官的最佳人选。

　　给朱元璋“朝贡”的全是日本“海盗商人”

　　强大的明朝不仅被小股海盗所骚扰，而且被小国朝廷所轻视，占据地方的怀良亲王拒绝接受皇帝的诏书，更不用说朝贡了，这对朱元璋来说，可谓大跌眼镜了。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来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接着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谓的日本使节来，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没有表文、国书，如此无礼！朱元璋拒绝接纳。

　　有时来朝的“日本使节”纵携带有“书”、“表”却言“词不诚”。

　　所谓的“日本使者”不带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带表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没有。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些“不得间”日本“海盗商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倒是他们想购买的东西太多，当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抢劫沿岸中国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国百姓有所防备时就贸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说他们是来朝贡的，“戎器”竟成了贡品。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国历代专制政府一样甘心做赔本生意“朝贡贸易”，于是，他们就利用了中国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抢劫的时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节入贡，所谓“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是也。在明朝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日本使者来明朝的记载，其中几乎有不少是所谓“贪商冒名之徒”一时的急变，根本没有携带国书、表文。他们是冒牌货，哪里有表文？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或者表现得很暧昧，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盗习气，在一些明人的眼里日本大使与倭寇往往没有分别。如宁波争贡时的日本使节，摇身一变就是海盗。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民货”。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前肆扰”。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



日本亲王竟然敢和朱元璋针锋相对

　　朱元璋希望日本政府来朝贡并约束海盗对中国的骚扰，可惜日本亲王总不给面子，给他面子的全是日本海盗和商人。即使派遣使节去日本恐吓，谁知他们也不买账，而且倭寇也不见被约束，在此期间时时来中国骚扰，这是朱元璋想进攻日本的原因。更有甚者，1381年，怀良亲王派日僧如瑶担任使者赴明时，在带给朱元璋这样的一封复信（算不上是进贡的表文）中对明太祖朱元璋动辄以兵戎相威胁的国书反戈一击说：

　　臣（？可能被中国人改写，下同）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

　　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弘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州，自有其备，岂肯跪于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此回书可谓神气十足。这封回信中的“臣”字可能是中国史家改写的，此外自称“夷狄”、“小邦”，和“中华”、“天朝”相对，反映了怀良的自卑或者谨慎，说他自卑是他在信中默认了“夷狄”的地位，说他谨慎是信中称中国为“中华”，暧昧地承认明朝的大国地位。对于怀良来说也只能做到这一地步，该国书表明怀良虽愿意交往，但不接受并加入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册封体系”，派遣和尚大使就是要突出“国交”的“非正式”性。

　　可想而知，明太祖看到此信后，非常气愤，“并命礼官致书怀良亲王及将军义满，表示将出兵讨伐”。说归说，朱元璋毕竟是朱元璋，他的理智终于制止感情用事，他的耐心使他不轻易放弃外交手段，虽然想进攻日本一展威风，毕竟外有海阻之无奈，内有休养和平之需要，而且元朝已是前车之鉴。没有立即派兵进攻日本，避免可能重蹈的蒙古覆辙。

　　朱元璋终未出兵日本，而是不顾国使被杀害的危险，不断派使节去日本与怀良亲王交涉。

　　日本亲王竟然设“木马计”刺杀朱元璋

　　尽管朱元璋耐着性子和怀良亲王交涉，而日本亲王不仅态度强硬，而且据说还要谋杀朱元璋。

　　明朝的史书记载说，明朝左丞相胡惟庸为了篡位曾寻求日本国王的支持，“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假奏林贤有罪，把他贬谪到日本，令他和日本的君臣勾通，然后又奏请恢复林贤的职位，遣使召还，暗中致书“日本国王”（朱元璋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是指怀良亲王）借兵。“日本国王”竞然也接受了请求。洪武十四年（1381年）七月林贤回国时，“日本国王”怀良竟派遣“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等如瑶到达时，胡惟庸阴谋刚好已经败露，这一东方之“木马计”未能施行，不过明太祖也未察觉。上面的日本国王的国书当是此时带来的。因为觉得日本的国书太猖狂，朱元璋拒绝接受怀良的朝贡，命令负责外交的礼部下书斥责：


　　大明礼部尚书致书日本国王：王居沧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环海为险，限山为固，肆侮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审其微，并观蠡测，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王之国始号曰“倭”，后更“日本”，历朝皆遣使贡方物，当时帝王或授以职，或爵以王，由归慕意诚，故复礼厚也，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王其审之。

　　数年后的洪武二十年（1387）这件谋杀事件才暴露，朱元璋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并宣布断绝日本来贡，与日本绝交，同时还下令封海，禁止任何人出海。关于朱元璋想要进攻日本是想惩罚日本支持胡惟庸叛乱之举的说法存在争议，有不少学者是明朝御用文人依照朱元璋的意思强加给胡惟庸的罪名，实属于莫须有。尽管在《皇明实录》和当时的日本书籍中都有胡惟庸事件的具体记载作为佐证。

　　本人认为，从怀良亲王的所为看，他暗杀朱元璋的想法可能是有的，这也是日本武士奉行的武士道行为，肯定有武士或浪人乐意供亲王驱使。



元璋临终开列了“十五不征之国”

　　朱元璋虽然心中恼恨日本却不敢轻易发兵攻打日本，因既没有能够武力征服日本而留下倭寇的“后患”，也没有能够在华夷秩序之下、在传统国际关系观念基础之上通过招抚等外交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之兵，使日本向自己称臣，此可谓是朱元璋终生的遗憾！令他死不瞑目。

　　1396年，朱元璋临死时却在遗诏中特把日本列为十五不征之国之列。朱元璋所开列“十五不征之国”是指下列国家：

　　东北，朝鲜；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蜡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

　　其中“东北朝鲜”是明朝的属国。1387年，明朝降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打乱了高丽政府拟定的乘元朝势力衰退之际向中国辽东扩张的计划，但是高丽政府内部的主战派在1388年依然派兵，要从明朝手中夺取辽东，李成桂被任命为右军都统使。明智的李成桂极力反对，在他的意见遭到否定之后，他断然率大军从鸭绿江回撤并进攻开京，发动政变，掌握了高丽的军政大权。1392年李成桂正式废黜自己所立的恭让王，自己即国王位，并将国号改为“朝鲜”，定都汉阳（不久改称“汉城”）。朝鲜建立不久，立即派遣使团来明朝朝贡，明太祖当即承认朝鲜，可以说朝鲜因此成为明朝的保护国，自然不在征伐之列。

　　不征日本的原因，也并非“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这么简单。

　　朱元璋为什么禁止他的“后世子孙”对这些国家动武呢？首先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开始严厉要求“万邦来朝”的冲动出于登上“九五之尊”的一时得意和士大夫们浪漫主义情怀的鼓动。其次是因为朱元璋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可能总是像御用文人们那样凭着理念行事，他不得不现实地考虑问题，不得不落实在得失的计算和权衡上，所以朱元璋得出结论，这些国家“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最后大概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原因吧，所以要他的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

　　在朱元璋的子孙中果然除了敢于不尊重他遗嘱的明成祖朱棣曾一度“倚中国富强”，派郑和七下西洋，以及明后期不得不抗倭援朝之外，再没有皇帝派商队或军队跨出过国门，或开辟商业网络或建立海外殖民地，有明一朝以“自保”为重。

　　朱元璋不仅不许他的子孙对这些国家动武，还下令要他的“子民”——中国老百姓私下“片板不许入海”。这对明朝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太平洋地区海权的保护可谓贻害无穷。其思想根源乃因朱元璋不过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一度沦为乞丐（做过三年的“游食”和尚）的他不过是一个有机遇赶上造反的时代，1352年从皇觉寺还俗参军，他这个偶然间当了皇帝的农民自然受小农经济思想支配，自然知足而保本没有什么开拓大志气了。朱元璋既不能通过日本政府来控制海盗内犯，又不能使日本政府来进贡，反而引来一些贪商冒名之徒使倭寇侵扰事态扩大，于是，只好自扫门前雪了，那就是实行边境封锁。朱元璋在位期间，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二年就重申一遍，军政大臣也不时到沿海巡视，结果海禁政策不仅使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阻碍，而且是越禁越乱。随着日本南朝的灭亡，更多的武士成为如“丧家之犬”的“浪人”，加入了海盗的队伍，散兵游勇的倭寇一时形成规模。好在朱元璋死之后，明朝还有一位铁血皇帝——成祖出现。为了禁止贪商冒名之徒和倭寇侵扰沿海的事态扩大，明成祖除了实行海禁之外，并开始了勘合贸易，即明代中国与日本政府间的朝贡贸易。



　　-----作者：郝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