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中日撞船风波是绝佳的学习机会》ZZ

曾经说：“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科学的想法”，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自日中撞船事件以来，两国外交部门的交涉和谈判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果然不断受到了两国内政问题的复杂影响。


这次谈判中最大的政治变数之一，无疑是决定日本首相人选的民主党代表选举。这场选举在昨天刚刚结束，结果是首相菅直人以721比491的大比分战胜了挑战者小泽一郎，成功连任。而此前的两个星期时间，整个日本政坛已经围绕这场选举旋转了两个星期。尽管两位竞争者在选举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达成默契，对“撞船事件”拿出相同的态度，以防被中方利用，但这个选举本身不可能不对日中谈判产生极大地影响。从日方的角度看，如果首相最紧迫的政治目标是在几天之后取得连任，那他就必须避免采取可能刺激选民的行为；而中方面对可能在几天之内离职的首相，也做出了连续四次召见大使的罕见举动。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选举在14日总算平稳结束了，要是被定在24日结束，真不知道日中之间会谈成什么局面。


其实，首相的人选发生变化，在日本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了。四年来，日本国民已经接受了六位不同党派首相的服务，充分地体验了自己国家的高度民主性，对政党政治的本质也有了充分的认识。这次菅直人首相虽然在获得连任后表示“全体国民的信任是改变日本的基础”，但实际上有很多投票者根本不是为了改变日本，而是为了日本不再度换相才支持他的，所以菅直人这次最大的“票仓”就是基层的党员。不仅是选民，甚至民主党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对这种政治游戏感到厌烦了。有位党内人士跟我说，“中国的每个五年计划都产生了高速公路和铁路，日本在这期间只产生了若干位前首相”。首相是日本政府的最高首脑，过于频繁的换相对政府的伤害可想而知。只有国内政局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稳定，外交上才能形成比较一贯的政策，在国际上保住国家的形象。菅直人的连任也许未必是中国最希望的结果，但对在谈判桌前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的双方外交官来说，日方政策的连贯性应该是好事。


另一个影响外交进程的内部因素是双方的体制差异。过去，多数中国人不关心日本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把政治家、公务员、外交官、检察官全当成笼统的“官”来看待，觉得他们既然是官就会受到某种统一领导，中国外交部门只要和这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交涉就行了。但是这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的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船只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了法律措施，把撞船事件的处理变成了一个涉及外交、司法和行政的综合性问题，单靠外交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了。日本的体制是，外交由政府负责，而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政府，而决定拘留渔船船长的检察官和法官，甚至在司法系统内部都有相当高的自主性。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中只从法律本身出发，不承认政府具有法律之上的地位，日本法院可以审理“某某诉日本国”的案件，可以判决“日本国败诉”。日本国上了法院都能败诉，何况是不能上法院的外务省官员？于是，中方觉得谈判桌前的对手没有理会自己的紧迫要求，而日方则抱怨中方催得实在太急，相互的误解就发生了。好在现在日方已经送还了除船长之外的另外14名渔船船员，表明双方在形成共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展。

当然，日中关系的根本性、决定性问题还是民族感情。这个日本称“尖阁诸岛”，而中国称“钓鱼岛”的无人小岛，在日中关系史上留下的印记实在太深了。仅仅五年前，日中外交上出的问题导致了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群体性抗议活动，而抗议者不满的不仅仅是日本，还有他们认为对日本不够强硬的中国政府。这段经历让中国的政府人士不能不铭刻在心，并在谈判中把外交问题和中国政府特别重视的“保稳定”问题直接挂钩。如果说五年之前的游行是日本的“入常”申请引发的，跟中国关系不大的话，这次的撞船善后谈判则涉及到了最敏感的问题，一有不甚，就有可能严重的刺激中国民间感情，直接造成不良后果。


不过，尽管民族感情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撞船事件发生后的民间反应却和2005年完全不同。这两天，我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参加了几个活动，去之前曾十分担忧遭到“热心人士”的干扰，但跑下来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不是说跟我交流的中国朋友们回避了现在最热门的话题，而是大家的态度都很冷静。至于日方称为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争议岛屿本身，在事件发生后一直保持着“台风眼”式的平静，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上去。看来，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有许多中国人仍然不怎么喜欢日本，但在日本刚刚交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帽子之后，把日本视为威胁的人已经比过去少的多了。日本党派政治的混乱，本身大概也促成了中国人对日本看法的改变。一个任期不足一年的首相，怎么有可能策划一起针对中国的大阴谋呢？再说，如果人们可以一边看着“日本又换首相了”的新闻，痛快的和日本国民一起嘲笑他们选出的政治家的时候，对这些政治家进行认真的抗议岂不是显得过于严肃了么？


另外，中国政府内部也对民间情绪采取了更慎重的态度。据说，有关部门已经下发了命令，要求各级媒体在报道撞船事件时注意口径，统一采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稿件。中国外交部的有关人士对我说，“我们没想到形势这么严峻，刚开始判断有疏忽，千万不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对舆论的监督要收紧”。 从中不难看出，外交部高度重视日中关系的政治气候和战略互惠关系，不希望因撞船事件而影响大局，造成像小泉纯一郎时期那样的首脑外交停止。除此之外，此举可能还有更深的背景，那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尽管五年时间并不太久，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其国力与2005年时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到了除美国外无人能敌的程度。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对西方的外交转向主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肯定越要约束民间关于外交的态度，而不愿被一部分政治投机者“狐假虎威”。政府希望人们认识到：无论国家在外交上取得了什么进展，都取决于政府创造和拥有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并非归功于少数具有冒险精神的“保钓人士”或“反日人士”，所以应当“先谢国家”。而如果暂时不能“亮剑”，已经具备了“亮剑”能力的政府也不愿意被这些人推着陷入被动。


总的来说，日中之间围绕着撞船事件展开的交涉是一个案例，给了两国国民深入认识，并学习对方国内政治的机会。如果此事得到比较圆满的处理，它必将成为日中两国走向相互理解的一个契机，甚至反过来推动双方解决各自内政中涉及对方的问题。我对这一点抱着乐观的看法，毕竟中国的发展正在消除过去存在于两国之间的种种疑虑，日中重新找到各自的新定位，像两个相邻的欧洲国家一样和谐处理相互关系的时代正在到来。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9月15日